“童子军”中“擎旗手”

杨延修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穷困，7岁就到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不愿做亡国奴，参加了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等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1月29日大清早，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大部分团员主动汇集到团部，坚决要求投身到抗敌御侮的战斗中去。参加战地服务，就意味着放弃自己赖以谋生的工作，意味着要冒着生命危险，随时作出牺牲。杨延修等100多名团员毅然在宣誓志愿书上签名组成服务队，当晚到九江路红十字会救护大队报到。团员们经过编排，组成四人一组，随同卡车分批出发抢救难民。

为了支援前线救护伤兵，经与南翔十九军军部联系后，由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等28名团员组成担架队，编入七十八师军医处，随一五六旅在前线从事救护伤员和其他服务工作。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担架队撤回上海。他们与留沪团员会合后，在军乐队的前导下，由中队长杨延修高举着十九路军军部颁发的锦旗，列队从上海北火车站经南京路，浩浩荡荡地回到团部，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洋联”走来“杨代表”

“九·一八”事变点燃了大批洋行华员抗日救国的激情，他们响应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发起组织上海洋行华员抗日救国会，卢绪章、杨延修等也参加了这一组织。

此后，杨延修成了“杨代表”，先后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简称“洋联”）等进步团体，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迅速成长。

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前夕，为适应全面抗战的新形势，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由“洋联”骨干分子杨延修、梁次渔、陈鸣皋、薛玉良等出面，组织成立“洋联”战时服务团，把上海外商企业内的中、下层华员都组织动员起来，组织宣讲抗战形势、战时经济问题等；教唱抗战歌曲，排练抗战活报剧；组织医疗队和参加支援前线物资的筹集和运输……

1938年初，杨延修作为“洋联”会员中的进步分子经卢绪章发展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参加秘密读书活动，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启蒙教育。

“华联”燃起“星星之火”

上海沦为“孤岛”后，“洋联”活动被迫停止。为打开局面，卢绪章、杨延修等组织成立“华联俱乐部”，恢复爱国组织。多方努力下，1938年4月获得工部局颁发的“警方C字264号”登记证，成为公开的合法团体，名称改为“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

“华联”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以上海外商企业的华籍职员为主体的进步群众团体，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卢绪章、杨延修等39人当选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杨延修还兼任秘书处主任。

尽管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但“华联”的工作还是如履薄冰，受到了汉奸、特务和日本媒体的威胁，杨延修等人时刻都警惕着，充分运用上层力量疏通化解。

针对不同对象，杨延修等人采取不同办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于高级华员包括洋行买办和高级职员等，争取他们参加“华联”并担任一定领导职务，打通各方关系开展会务。对于中层职员，通过读书会，帮助他们提高认识；通过聚餐会，联络感情、沟通情况、研究工作；通过消费合作社，从生活上关心他们。对于社会名流，由专人分工联系，增进交往并适当地对他们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华联”同时通过开展分会活动，密切联系群众，吸收积极分子参加救亡活动，经过一定考验，根据工作需要，动员他们参加新四军，条件成熟的吸收入党。

根据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从1940年开始，“华联”动员一部分脱产在“华联”工作的党员回原来的企业工作，在规模较大的洋行中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政治活动之外的洋行企业，从此燃起了“星星之火”。

为党中央掌管“钱袋子”

1933年，为了抗敌御侮和谋求活动经费，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田鸣皋、郑栋林等五位职业青年一拍即合，当即集资300元（当时币制）在上海成立了“广大华行”。当时租借了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一间大亭子间，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杨延修和朱学明的结婚新房，外间作为广大华行的办公室。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十九路军需要大批的捐款和医药，广大华行开辟了代客运输路线，从香港到越南海防再转到昆明到贵阳，从重庆一直到西安、兰州，还将路线拓展到苏联。随着运输量的增长，运输路线的拉长，经营范围也越来越大，后来不但做西药，还做起纸张等生意。

1939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副书记刘长胜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在上海物色干部到大后方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构。考虑到广大华行在发展历史、营业据点、运输路线以及五位创始人中卢绪章、杨延修、张平都是中共党员的组织基础。决定选派卢绪章去重庆，以广大华行为掩护，并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1940年改组后的广大华行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杨延修等人任副总经理。

广大华行在重庆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它的企业价值观是：为党赚钱，赚钱给党。杨延修等人同工商界人士合办了一些企业，如昆明的中和药房、贵阳的广和药房等；又密切配合重庆广大华行总行同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四川金融界人士康心如等合办民安保险公司等。1942年后一段时期内，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要快，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节经费，同时还开秘密进行了交通联络工作和情报工作，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3年，在重庆红岩村，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接见了杨延修，周恩来同他亲切握手，勉励他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周恩来对他交代得清楚，广大华行的党员，你在白区的工作，你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一个师。这不仅是对杨延修的勉励，更是对他抗战工作的极高总结和评价。

1916年1月16日（农历12月12日），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份，陈铭珊诞生于浙江萧山。少年时期的陈铭珊跟随父亲举家迁往至绍兴，他先后就读于绍兴越才中学、承天中学。初中毕业后，由于家中无法再继续供他上学，陈铭珊就到上海的南洋药房做学徒。由于他肯吃苦，又勤奋，业务能力突飞猛进，后应聘成为万国药房副经理兼营业主任，还兼新光药厂厂长。1942年起，历任上海信谊药厂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在此期间，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新四军秘密输送药品，有力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的封锁，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宝贵贡献。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舰突然向上海闸北猛烈炮击，海军陆战队随即发起大规模进攻，淞沪会战就此爆发。面对敌军的疯狂侵略，中国军队英勇抵抗，战斗持续三个多月。战火席卷上海，日军轰炸无休无止，整个城市陷入危机之中。

在外白渡桥附近，日军设置哨卡，强令过桥者向其脱帽鞠躬。而那时的陈铭珊正在雷士德工学院上课，外白渡桥是必经之路，他不甘忍受这一羞辱，毅然决定中断学习。

与此同时，随着战火的迅速蔓延，家乡萧山的母亲和四个弟妹所居住的房屋不幸遭遇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毁灭性的冲击让他们在瓦砾堆中艰难地爬出，满目疮痍。经过艰难的逃亡，终于从温州辗转来到了上海。遭此浩劫，国仇家恨交织，一家人抗日救国的信念愈发坚定。

由于家境困苦，为了维持生计，陈铭珊将大妹陈瑾亚介绍到上海第三红十字医院当护士。1938年初，陈铭珊突然接到医院的通知，称她的妹妹陈瑾亚不辞而别，去向不明。陈母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心急如焚，陈铭珊也感到异常不安和困惑。几天后，终于收到了陈瑾亚从温州寄来的信。信中写道，陈瑾亚与一批同事一同前往抗日前线，但她们在前往地点上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提议前往重庆，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去皖南。经过深思熟虑，陈瑾亚决定跟随前往皖南。面对陈瑾亚的决定，陈母更是忧心如焚，她深知抗战局势紧张，前往战区，凶险重重。为了让陈瑾亚回家，陈母急切地请陈铭珊给妹妹写信，让她赶快返回。然而，由于信中没有留下具体的地址，陈铭珊根本无法联系到她。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心头时刻牵挂着陈瑾亚的安危。

抗战期间，包括新四军在内的中共军队长期在复杂环境中坚持作战，几乎都面临伤病频繁而医务人员短缺的局面。而医务人员的培养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短期内很难见效。因此，从各大城市医院、医学院吸纳专业的医生、护士和医校毕业生充实部队，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方针。以新四军为例，全面抗战八年间吸纳了至少五六百名外来医务人员，构成了部队卫生勤务系统的骨干，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皖南事变后，陈瑾亚随一批同事奔赴苏北，毅然走上抗日战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她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1939年，陈铭珊在万国药房任副经理时，一天，一位客人带来一张小小的便条。上面的字迹熟悉而坚定，他瞬间明白了，这正是失联已久的妹妹所传来的消息！陈瑾亚希望哥哥能帮忙准备一些急需药品。这一刻，陈铭珊内心翻涌不已。他深知，这不仅是来自亲人的求助，更是来自抗战前线的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利用自己合法的身份，把妹妹要求的药品如数配齐，暗中为新四军提供医疗物资。

1942年，上海局势愈发紧张，日伪特务四处搜捕抗日分子，空气中弥漫着肃杀的气息。陈铭珊搬进了上海新村19号，三楼住的是信谊药厂总经理鲍国昌的岳母，而鲍国昌的妻子杨玉清，则是革命者杨恺（“文革”后任上海副市长）的姐姐。一天，陈铭珊偶然听闻，杨恺因病返回上海休养。一次闲谈中，杨恺透露，他与陈瑾亚一同在抗日前线工作。听闻此言，陈铭珊惊喜不已，自此，两家人更觉亲密无间，时常交流抗日形势，并在暗中协同作战。陈铭珊还得知杨恺夫妇秘密动员了一批青年奔赴抗战前线，为新四军输送新鲜血液。

1945年春天，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一天，陈铭珊收到一封从根据地寄来的信，信中是杨恺急需药品的亲笔留言。陈铭珊立刻找到鲍国昌，将情况详细说明。两人商议后，决定利用陈铭珊在药厂的便利，将厂内生产的消洽龙片、退热针等急需药物秘密运出。他们把消治龙片、退热针、新雪花散等一些消炎止痛杀菌的药品以及消毒棉、绑带和一些医药器材装进一只木箱，为了不引起怀疑，外面伪装成普通的货物。夜幕降临，城市沉入黑暗，但上海的地下抗战网络却在悄然运作。当时在英商天祥洋行当跑街的曹伯年是陈铭珊的老朋友，他曾带来过陈瑾亚的信件，陈铭珊对他的身份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那晚，他请曹伯年到家吃饭，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木箱装车送走，曹伯年避开巡逻的日伪军，穿过层层封锁，将这批珍贵的药品安全送抵新四军根据地。后来陈铭珊才知道，曹伯年是新四军的联络员，来往于上海和苏北之间，化名曹达。

上海解放前夕，陈铭珊还多次掩护地下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保护工厂的设备财产，迎接上海解放。

对于为新四军送药之事，陈铭珊曾这样说过：“这些事情不敢说对统一战线有什么贡献，权作为一个普通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吧”。他还常常感叹：“我只不过做了点滴小事，党都一直记得我”。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陈铭珊的选择是基于对国家深沉的爱。正是无数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在暗夜中点燃微光，最终汇聚成驱散侵略者的烈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他们的事迹，不应被遗忘，而应成为我们后人永远铭记的精神丰碑。

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右）接见爱建公司董事长陈铭珊

我的父亲母亲是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的同学，母亲长一岁，父亲高一班。父亲母亲于1937年7月26日在北平结婚。不料婚礼刚刚开始，炮声响了：日本人炮轰广安门，进攻北平！宾客们四散逃离，没有人祝酒，也没有人闹房，父亲母亲在炮声中恐惧地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7月29日，北平沦陷，父亲母亲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旅。

父亲母亲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横穿了大半个中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南京—长沙—汉口—衡阳—桂林—武汉—衡阳—桂林—贵阳—黄果树—昆明。每一次他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下一站，希望那就是终点、在那里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但是，每一次他们都失望了。他们很快就被迫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站起来，重新上路，汇入西去的逃难人群。他们完全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究竟还有没有终点。

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国外物资经香港、广州进入中国的渠道被切断，同时云南抢建的滇缅公路却已基本打通。1939年，我的父亲他在老学长的保荐下进入西南运输处，其后就在滇缅公路这条当时外援物资输入中国的大命脉工作。

2005年3月，我们陪同九十二岁的父亲，回到了他阔别整整六十年的云南，听他回忆当年的故事。

当年的滇缅公路全长959公里，东起昆明，途径楚雄、下关（现在的大理）、保山、芒市（现在的璐西），到缅甸边境的畹町。父亲在这条路上度过许多个日夜，往返过无数个来回，烂熟于心。路的面貌已经截然不同——现在从昆明到瑞丽边境全程都已是高速公路，但是，山河依旧。父亲一路不断地叙说着在眼前经过的地方他所遇到过的各种大难不死的故事。

在云南驿附近，他说和母亲与哥哥坐的一辆大卡车翻车，他学过京剧，本能地一个翻跟斗翻身起来，装满航空器材的大箱子正好砸在他面前！晚一点就没命了。

在板桥附近，在一个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峻岭的拐弯处，他说曾经被搞错行车方向的美军吉普车迎头撞过，差点掉下悬崖。幸亏他反应快赶紧打方向盘，让自己的车屁股调回来狠狠撞到山上，车坏了，人活了。

在澜沧江附近，他说有一次开车经过功果桥，山体滑坡，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前面一辆吉普车连人带车被冲入江中，他就是晚一步，早两分钟也一块儿下去了！

到了保山，他又说前面不远，一位司机因为抛锚，只好在车中过夜，结果半夜发生山崩，活活被砸死在车中……在抗战年代，这条公路承载着天大的责任，也充满了天大的危险！

父亲说，战争期间，他亲眼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是1942年日寇入侵滇西时轰炸保山。当时父亲担任中缅运输总局运务处的调度科长，奉命到保山布置抢运撤退。但是当他赶到，保山已经遭到日军狂轰滥炸，满城是尸体和残垣断壁，城内已经没有一个活人！

最令他兴奋的，则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展开滇西大反攻。父亲当时担任滇缅公路运输局汽车运输总队的总队长，负责保山以东的后方运输。有一天半夜，远征军参谋长肖毅肃亲自给父亲打电话，命令立即派五辆车到保山装弹药，不能按时完成军法处置！当时所有的车都在外面执行任务，没有一辆空车。父亲迅即下令中途站拦截五辆车，原地卸空奔赴保山。后来父亲知道，这些弹药是进攻松山日军阵地急用的。当时日军三千人防守松山，防御体系特别坚固，粮食弹药储备足够两年之用。日本缅甸方面军总司令河边正三宣称：中国军队不付出二十万人代价，休想拿下松山。卫立煌属下的第十一集团军攻了两个多月没能攻下来。后来一位副师长想出一个绝招：挖坑道，深入松山主峰底下埋炸药，把松山整个掀掉。士兵们花了八天挖好坑道，填满了两卡车美国TNT炸药。一天上午，中国军队发起又一轮攻击，把日军主力吸引到松山主峰，然后迅速撤退并引爆炸药。刹那间，松山主峰出现了两个深20米直径50米的大坑。主堡内的日军全部葬身在大坑之中。日本天皇颁布诏书，说：松山之巅三千皇军将士全员玉碎，举国哀悼。父亲不知道，那些炸药是不是他们的车队运上去的？

然而，在云南，父亲也曾生死一线，也曾失去挚爱。

滇缅公路初建，父亲因为擅长管理经常被派往最混乱的站点负责整顿，疲于奔命。1940年3月初，遮放运输站和接转库工作混乱，站长兼库长辞职离去，上司又把父亲派去。因为知道父亲刚把保山站整顿好已经疲惫不堪，允诺只要他管一个月，时间是3月13日到4月12日，整顿完了就可回保山。同时，上司还把接任的站长和库长一起派去，说好4月13日接手。我父亲到了遮放一看，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得多！那里所谓的仓库都是竹子的屋架，芦席的围墙，铅皮的屋顶。大量的军火就堆在露天，没有任何防火灭火设施。父亲当即打了两份报告，提出仓库建设刻不容缓！上司接父亲报告后也立即打电报给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信中转述了我父亲报告的情况，说：“一根洋火，不堪设想”！

然而就在父亲任职的最后一天晚上，4月12日晚21点15分，离我父亲卸任还不到三个小时，可怕的意外发生了：遮放仓库发生大爆炸！父亲听到爆炸声立即朝仓库狂奔而去，但是距离仓库一公里半就再也过不去了，热浪灼人，无法逼近。爆炸和大火一直延续了六个多小时，眼看周围五千多吨军火化为灰烬，父亲欲哭无泪，两次瘫倒在地。当时他还不知道爆炸是何原因，但父亲认为自己身为站长职责所在，罪不可赦！天一亮，父亲就向驻遮放的副处长请求立即把自己拘押。副处长回答：我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13日处长赶到遮放，14日英国驻缅甸总督赶到遮放，18日宋子良带领副主任一行赶到遮放，20日对父亲进行了审讯。临走前一位副主任对我父亲说：宋先生和我都想尽力减轻你的罪责，因为你太年轻，还不满二十六岁，你来遮放也是临时救急，不足一个月。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们不知道。这已经不是我们的权力了。这位副主任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我父亲的险情报告就是打给他的啊！宋子良也是接到过同样报告的啊！

母亲把我姐姐托付给同事后赶到了父亲身边。父亲当时抱了一种赴死的决心，他认为，国难当头、战争期间，这么多军火毁之殆尽，无论调查下来原因如何，自己罪责难逃！如果判他死刑，他将引颈就戮，这样才能换取一分良心的安慰。母亲则坚持：要活两个人一起活，你死我也死！遮放的混乱不是你造成的，你是一来就打过险情报告的！她决心去重庆“拦舆告状”，为父亲伸冤。

分手时，父亲和母亲都意识到，这不仅是生离，还可能是死别，他们抱头痛哭。母亲走后，父亲担心以后不能再和母亲见面，立即写下遗嘱，留给母亲和他在滇缅公路任职的同学们。他说：仓库爆炸自己作为站长责无旁贷、死而无怨；希望母亲千万不能寻短见，要把姐姐和当时还在母亲腹中的哥哥抚养成人，还要同学们劝说母亲、帮助母亲。

五月中旬，兵工署派两位专家带一批技术人员来勘察、鉴定。最后认定，有一批工程爆破用的黄色炸药，从缅甸错发到了遮放，一位副站长违规接受了下来，等待转运，父亲事先并不知情。因为缺少仓库露天堆放，当地日夜温差大、热胀冷缩，自燃自爆引发了这场灾难。六月，军事委员会派一位中将军法执行监到遮放，对我父亲、副处长和接受那批黄色炸药的副站长进行了正式审讯。

送中将来的司机，交给我父亲一封厚厚的信。他当时没来得及看，顺手塞进口袋，就陪中将勘察、接受审讯调查。晚上，他回到宿舍才打开这封信，读完后，父亲痛不欲生！

信是我母亲写的，十几页纸，一半是泪水。后面两页已经没有一个字能看清。原来就在我母亲去重庆期间，我的姐姐得了急性脑膜炎。在重庆求告无门、四处蒙羞的母亲闻讯后心急如焚，即刻又从重庆折返昆明赶回保山。但是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单单从昆明到保山她就走了四天四夜！等她赶回，姐姐已经孤苦伶仃地离开人世。六十多年后，父亲提起姐姐还是泪流满面，他说：她还不会走路就一个人摸黑去走那么长的路了！

母亲的信中充满自责，说自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惟有一死！父亲急速写信给母亲，说：这个时候只有我能安慰你，只有你能安慰我，我们两人最要紧的就是在一起！母亲接信后立刻来到遮放。此时两人分开不足两个月，但是，宛如隔世重逢！

后来从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军法处拟议中判处我父亲十年徒刑，那个接受黄色炸药的人五年徒刑，副处长三年徒刑，处长撤职。七月底的一天，突然总处给遮放分处发来一份电报，父亲记得大意说：奉委座电，以西南运输处滇缅滇越两路抢运奋勉，所有遮案议处各员应从免议，仍须转饬各该员等应格外奋勉，以赎前愆。

1945年6月，他突然被一个电话叫到了重庆，毫无准备地从此离开云南，离开了八年抗战中他工作过六年半的滇缅公路，连回去拿一次行李的机会都没给他。从那时起他就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要回云南看看。

后来，父亲把他从1930年十六岁到2004年九十岁写的一百多首旧体诗交给了我。我读完之后，也就读完了父亲的“前半生”。我理解了他为什么那么固执地要回云南：那里，实在有太多太多让他梦魂牵绕的东西！他在抗战时期的滇缅公路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也使他一辈子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