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9月13日，夏求真出生于上海松江一个著名的中医世家。“我外公张友苌是祖传第十三代的名中医，父亲是他的学生。他们的医术都很精湛。我快出生那年，江浙一带是大军阀孙传芳的地盘。不知道哪个大军阀突然要和他打仗了，父亲只好带着临产的母亲，从松江逃难到上海租界。我们坐的是马车，因为太颠簸影响了胎位，以至难产，差一点一尸两命。”夏求真说：“父亲的一位西医朋友匆忙间找了一位外科医生来给我接生，母亲后来告诉我，我是被医生用产钳夹出来的，满月时拍的照片，我的头是长条的。母亲还告诉我，我们当时就租住在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家中，我每天半夜3点钟就大哭大闹，吵得大师睡不好觉，大师倒没有让我们搬走。”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松江。我从小就好动，在房间里呆不住。弟弟比我小两岁，我们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爬屋后长的竹子；大一点后，把竹子砍下来，捆起来做成单杠，拉引体向上。家里还有两棵枣树，我和弟弟爬上树枝，在树上转来转去玩；枣子熟了，在枝桠上使劲摇，把枣子摇下来。我们还经常爬上桑树，摘桑椹吃，吃饱了才肯下来。”夏求真一笑，继续说：“这好像不大像是女孩子做的事。不过，我学习很好的。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松江读的，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那年，夏求真才13岁，她们家在松江的房子被小鬼子的飞机炸毁了，全家只好再次逃难到了上海。“到上海的那天，我们家和外婆家一共10个人，就挤住在人民公园边上一个小旅馆的一间房子里。我突然发高烧了，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半夜昏迷。路上戒严，药店关门，也不能出去买药，父亲急了，对母亲说：这个孩子恐怕不行了。幸好，父亲突然想起，他的出诊包里好像有几盒准备治疗中暑路人的中药丸（紫雪丹），急忙打开一看，果然有三盒。不过第一盒是空的，第二盒还是空的，把父亲给急坏了！好在第三盒里还有一粒药，吃了这粒药，我这才活了下来。”

夏求真就读于上海中学理科。“父亲本来想让我学医，但我喜爱化学。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将来科学报国。后来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上海大同大学化工专业，学习成绩仍是全班第一。”（作者注：上海大同大学是民国时期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尤以“理工”著称，在其存在期间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私立大学中的翘楚，素有“北有南开，南有大同”之说。1952年秋，大同大学在上海院系调整中被撤并，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和华东化工学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夏求真90岁纪念照

“那时候学校里的进步学生运动很活跃，特别是关于新四军抗日救国的消息传播很多，对我影响很大。我至今难忘，1941年皖南事变，同学们群情激奋。我们班一个女同学辗转去参加了新四军，后来班长也去了，听说不久就牺牲了。我也想去，但没有办法，去不了。”夏求真陷入了深深的回忆：“进了大同大学，学校已经有地下党组织，每一个班都有共产党员。经常组织进步学生夜间上街贴标语，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学生游行，还开各种演讲会传播革命思想。我也是进步学生，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学校的教务长是我们松江人，认识我父亲。他专门打电话给我父亲，要父亲管管我，不要参加这些活动，说汪伪特务已经注意我了，很危险的。”

“1945年日本投降，汪精卫政府垮台，国民党接管了上海。我亲眼看到许多汪伪汉奸摇身一变，就成了国民党的接受大员，照样耀武扬威，心里甭提有多恨了！”夏求真说这番话时，脸上仍满是愤慨。“我还有记忆最深的一件事！那是1946年夏，我们全校同学集合、准备去参加全市反内战示威游行，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宋美龄的干儿子吴国桢突然来了。他指挥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了学生队伍，严厉地训斥我们，不准我们出校门。这时，一个同学悄悄地对旁边同学说：我们还是要去，吴国桢立刻在台上指着，大声喊：抓住他！抓住他！潜伏在学生中的国民党特务冲了上来，队伍一下子就乱了，不少同学被打。我看到边上的同学满头是血，赶紧陪这位同学去医务室包扎。后来，我们毕业班也不上课了，学校就给我们发了毕业证书。”

夏求真很快就迎来了科学报国的机会。“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被组织上安排进新成立的上海市军管会，穿上军装，参加接受国民党军队后勤部留下的化工资产。我当时负责接管了一家供应国民党军队脱水蔬菜和军用肥皂的工厂，负责工厂生产的国民党军官逃走了，工厂停产，厂里工人也散了。那时肥皂是很紧俏的物资，我就一家一家上门，动员工人来上班，重新恢复生产。后来上级给工厂派来了军代表，我的工作就结束了。”

夏求真是全国解放前参加工作的。退休时，她享受的是离休干部的待遇。

离开上海市军管会以后，夏求真在虹口区北郊中学当过一段时间老师，在闸北区宣传部当过干事，闸北区工商联成立后她担任了工商联的主任秘书。在担任主任秘书期间，她记忆最深刻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那时工商联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动员停产的私营企业家复产。“那个时候‘三反’、‘五反’，一些私营企业家对党的政策有抵触，把工厂关了。工厂不开工，工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社会供应也会受影响。上海很有名的一家生产‘白熊脂’牌雪花膏的工厂停产了，工人们没有工作要挨饿了，我和上海米业公会主任、副主任三个人一起上门做工作。这个私营企业家住着有四进院子的房子，第一进院子住着三太太，院子里晒着许多丝绸衣服；第二进院子住着二太太，院子里也晒着许多丝绸衣服；第三进院子住着大太太，院子里晒着更多的衣服。私营企业家住在最里面的院子，和他的三个太太一样，都是大胖子。我们给他讲解党的政策，希望他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也提出为他的工厂复工提供帮助和支持。在我们的耐心劝解下，这位私营企业家同意尽快复工。”夏求真说：“还有一件事，我当主任秘书，每月的工资有240元钱(那时一般职工只有几十元)。哇！那么多钱！我都不知道怎么用！我就把这些钱都给了父母亲。我的弟弟和妹妹考进了上海圣约翰医学院，学费特别贵，父母亲正在愁两个孩子的学费。这些钱一下子解决了父母亲的燃眉之急！”

1954年，夏求真与朱启亨在虹口区民政局登记结婚

1954年，夏求真成家了。她的爱人朱启亨是一位地下党员，解放前就进了中国近代著名化工实业家、中国氯碱工业创始人吴蕴初先生创办的天利氧气厂，从技术员一直做到总工程师。1953年，朱启亨被调到北京，担任国家化工部(那时还是重工业部化学工业局)氮肥科科长，参与组建国家化工设计院氮肥设计院，后来担任了院长。1954年朱启亨从北京回到上海，和夏求真在虹口区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夏求真也调到北京，在氮肥设计院从事技术经济工作。她记忆犹新的是，“设计院的宿舍，位于一个正在开掘中的大墓园。我们住处的周围，挖了一个又一个的墓坑，林立的古墓碑还立在石雕的龟背上。还好，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夜里睡觉也不害怕。”

夏求真工作照

夏求真接着说：“我在北京工作了四年，1958年又和启亨一起到了四川成都，参与组建西南化工设计研究院，他当院长，我搞科研。那期间，我曾三次见过朱德朱老总，特别是1961年那次老总来西南设计院视察，我向老总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研究进展情况，老总很高兴。”夏求真说：“还有一件事：当时在隆昌发现了大量天然气储量，彭涛部长要启亨写了一份发展天然气化工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专门在成都召开了会议。后来部里决定成立西南化工研究院，同时建立化工生产工厂。1966年从成都的设计院分出力量，在泸州纳溪县建立了西南化工研究院。我和启亨又从成都来到了纳溪县。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纳溪工作。我们在四川一共呆了26年，其中在成都工作了4年，另外22年都是在纳溪度过的。”

1961年，西南设计院，夏求真向朱德委员长汇报研究进展

“对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不只是启亨提过好的建议，我也提过。我在北京期间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苏联专家帮我们建的都是大厂，年产十几万吨化肥。我和同事们想，我们是农业大国，农村对化肥的需求量很大，只靠几个大厂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就给彭涛部长提建议：在各个省会城市建立中型化肥厂，在县城建小化肥厂，就地生产就地使用。”夏求真说：“我们彭部长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很平易近人的。他说这个建议很好。部里很快就做出部署，在全国各地推进建设中、小型化肥厂。”

1984年，夏求真60周岁。这一年，化工部计划在江苏南京建立一个加强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化肥开发中心，抽调朱启亨和夏求真为主筹建。后来，上海市提出来，上海是国际化大城市，希望把化肥开发中心建到上海来，得到了部里的同意。朱启亨和夏求真又从南京来到上海。“我离开上海已经30年了，化肥开发中心建到上海，我当然很开心了！开发中心包括了国家的好几家化工研究单位，有南京的，太原的等等，共同组成理事会开展工作。开发中心还在江苏太仓浏河建立了一家小型化工厂，由我负责，生产的产品还出口。”夏求真说：“很有意思的是，化肥开发中心建在上海的一个化工研究院内，这个化工研究院所在的地方，就是吴蕴初先生当初建的、启亨当年工作过的那家生产氧和硝酸、硝铵的工厂。启亨为中国化工产业奋斗，兜兜转转几十年，没想到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

夏求真63岁正式退休，退休后又返聘两年，65岁那年正式离开化肥开发中心。她和她的爱人朱启亨先生一起，为新中国化肥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2025年春天，是夏求真的第101个春天。在这个春天里，从早到晚，老人的一天24小时，是怎样度过的？

“我的生活习惯有些特别。每天早上九、十点钟才起床，因为我晚上睡得很晚。哦，不是晚上睡得晚，是凌晨两、三点钟才睡。不过，我每天都要保持8个小时的睡眠：如果早上只睡了6个小时，下午就一定要补两个小时的午睡。”夏求真说：“先生今天来采访我，我女儿安排在下午3点，就是因为我要午睡。我睡眠很好的，头靠着枕头就能睡着。”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活动一下。先打几式太极拳，杨式的。就打几招，全套的现在打不下来了。但八段锦我打全套，八个动作都打。其他就没有什么运动了。前几年，疫情之前，我还下楼走走，那之后已经四、五年没下楼了，怕摔跤。”夏求真说：“我还有两个习惯：每天晒两个小时太阳，上、下午各吸一次氧。晒太阳就在房间里的窗台边上，吸氧是我女儿专门给我买的制氧机。晒太阳和吸氧都很好的。”

夏求真说的女儿，是她的二女儿朱绯。她一共生了4个孩子，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老大朱丹出生于北京，朱绯和妹妹朱红、弟弟朱彤都出生于成都。老人现在和二女儿、二女婿住在一起，说起女儿、女婿来就眉开眼笑。“就说一天三顿饭吧，女儿做饭，女婿端饭，一定要端到我房间来。我说我到餐厅去吃，女婿不肯。”夏求真说：“我每天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加一点咖啡，还吃几粒用开水浸泡过的枸杞。中午吃米饭，荤菜、素菜都吃，烧得烂一点。我不挑的，我女儿做什么我吃什么，我女儿做得挺好吃的。晚上我就喝稀饭，五谷杂粮稀饭。中间要是饿了，也吃一点小点心。”老人也有不满意的时候：“女儿有时炒豆腐干给我吃，我不喜欢吃豆腐干的。”

朱绯是一名医生，她的爱人是一位职业外事干部，酷爱考古，家中买了很多考古的书籍。没想到夏求真竟对这些考古书籍入了迷。她读过的考古书籍有《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史前遗址博物馆》、《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历史时期遗址博物馆》、《考古圣地》、《最早的中国》、《凤鸣岐山》、《史记》、《红山文化及其影响》等等，等等。老人家承认她迷上考古是“受我女婿的影响”。她不但读，还写笔记，不过怎么也不肯给我看她写的笔记。老人说：“年纪大了，字写得歪歪斜斜的，不能给你看。”

这些考古书籍夏求真去年还看，今年不看了，因为她的兴趣转移了。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朱彤毕业于北京大学，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年年初给母亲买了一部三折叠的华为大屏幕手机。“这个手机2万多块钱呢！”老人对这部手机爱不释手，突然迷上了在手机上看“七猫”免费小说。“七猫”是一家深耕文化娱乐行业的互联网企业，推出的原创免费小说有男生版和女生版，老人看的是女生版。女生版的小说有总裁豪门、种田经商、玄幻仙侠、宫闱宅斗、古代情缘、年代重生等各种类型。今年才过了两个多月，老人家已经看完了一部《为奴三年后，整个侯府跪求我原谅》，现在正在看第二部《离婚后她惊艳了世界》，每天都要看几个小时，还说：“很好看的。很好看的。”要说今年春天和去年春天相比，除了看书内容的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去年她走路拄的是拐杖，今年扶的是4条腿的助步器。老人笑嘻嘻地对我说：“你看，去年我还是‘3条腿’，今年变成‘6条腿’了。”

关心国内外大事，是夏求真参加工作后养成的习惯。她现在一般早餐后上网看新闻，午睡后看“七猫”小说。她看新闻只上新浪网，最近比较关注的是俄乌战争。老人的观点比较偏向俄罗斯，说乌克兰“过得好好的，非要去加入什么欧盟、北约，看把俄罗斯给逼的！”她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俄乌政策也有自己的看法，说一切“都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

夏求真百岁寿宴

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说起长寿的话题，老人居然说了一个听起来匪夷所思的原因。“我的父亲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中医，一生治病救人。我前面说过，夏天走路，父亲的出诊包里都要放几盒救治中暑路人的药。我小的时候，松江有很多苏北到上海来做苦工的人，肩挑背扛，肩背上都溃烂、化脓了。母亲虽然不行医，我亲眼看到母亲把这些工人让到家里，为他们挤脓、敷药。我觉得我的长寿，是我父母给我的福报。”

但在我看来，老人家的长寿，除了生活规律、饮食得当、心境宁静、襟怀豁达之外，晚年尽情享受的天伦之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二女儿夫妇日常无微不至的照护之外，远在北京、成都乃至加拿大的子女都非常孝敬老人。在老人沙发前茶几的玻璃下压着一封信，这封信是2024年8月专程从加拿大回国探望母亲的三女儿带来、从小在加拿大长大的外孙女玫玫写的，信中这样写道：“外婆：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告诉你很多我想说的话。我喜欢听妈妈讲关于你的故事……虽然我听不懂所有的事情，但我喜欢听你和我妈妈说话。我希望下次我来中国时能告诉你所有这些，甚至更多！外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