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靖基（1902-1997），江苏常州人。爱建公司主要创办人，爱建特种基金会首届理事长，曾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副主委，第五届副主席，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委、顾问。

1949年初，看到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很难发展企业，刘靖基曾准备迁厂香港。在中共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了解到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光明。他拒绝了国民党汤恩伯要他参加物资疏散委员会的要求，拒绝交纳所谓“保安捐”。怀着对事业的信念，抱着对前途的憧憬，刘靖基毅然搭乘泛美航空公司从香港到上海的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刘靖基即被国民党驻沪警备司令部所注意。他突然收到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通知，要他全家限期迁离大陆并送来机票。此时，刘靖基留下的决心已定，为了预防不测，他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机场，佯装离沪，待飞机起飞后又悄然折回，躲进医院，金蝉脱壳，迎接上海解放。正是这一决定，成为刘靖基走向新的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他在自己九十寿辰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年轻时想‘实业救国’，但在旧社会这条路走不通。我从香港飞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抉择。”

1956年，毛泽东接见刘靖基（右）

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军部队进城给刘靖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部队纪律如此严明。他感觉到共产党的部队确实不一样，于是对共产党产生了信任。不久，他收到一封请柬，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将军邀请他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召集金融工商产业界的茶话会，他惊喜万分。6月2日，当刘靖基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会场上发现，陈毅将军就是刚才在门口迎接客人的那位穿着褪色布军装、文质彬彬与客人握手的人时，他非常感动。

会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市长陈毅分别讲话。陈毅讲道：“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国民党官僚资本干的坏事太多，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归公，而你们民族资本家不同，是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榨的，只要你们爱国，同共产党合作，我们是欢迎的，你们是受到保护的。”陈毅“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观望，要大胆去开工生产”，并说：“共产党决不使你们失望，我们讲话绝对是有把握的。”刘靖基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他激动地在会上发言，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留在国内发展事业。从那一刻起，刘靖基开始了他后半生“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

回顾这段往事，刘靖基发自肺腑地说：“这条路是走对了。” 他曾撰文回忆道：   

上海刚解放，我就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不住民房，秋毫无犯，深感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几十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军队。

1949年6月，我突然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长陈毅具名的请贴，邀请我参加茶话会。我捧着请贴，一时想象不出这位拥兵几十万、南征北战、威名远扬的陈司令员是何模样的，也想不出他将谈些什么内容。我赴会时才发现这位赫赫有名的陈司令员竟是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派儒将风度。茶话会上，陈司令员开门见山地阐述了共产党的政策，庄严而又恳切地宣布：“民族资本家只要爱国，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我们是欢迎的。”听了陈司令员的谈话，我内心很有感触，即席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同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刘靖基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美蒋飞机的轰炸，史称“二·六轰炸”。各行各业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正当企业发生困难之时，刘靖基默默地从国外调回20万美金来恢复生产，在上海工商界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唐君远（1901-1992），江苏无锡人。无锡丽新布厂创办人。爱建公司主要创办人，爱建特种基金会首届监事长，历任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上海市工商联常委，第四、五、六、七届副主委，第八届名誉副主委。

与此同时，中共无锡地下党一方面重点做好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开展对其他工商业者的广泛宣传教育。

无锡解放前夕，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的重要头目、各社会团体负责人，以及许多知名的工商界人士都收到了一封署名为“江南挺进纵队”的信件。这些信有的是邮寄而来，有的是从门缝里塞进来。信的开头都是极具气势的两句话：“我大军指日南下，江南解放只在旦夕。”其后的内容则根据收信人的不同情况分为几种类型。对于广大工商界人士则是安抚，主要是宣传党的有关政策。

荣德生长唐君远25岁，唐君远唤他“荣伯伯”，对于这样一个长辈，他充满敬仰。当唐君远在荣德生那里了解到共产党要求无锡工厂企业不外迁、不外逃以及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后，他完全接受，并愿意追随荣德生的脚步，留在国内。

1985年，在纪念荣德生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唐君远曾这样深情地缅怀荣德生：

德生先生是我国早期民族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他的兄长宗敬先生合力办成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等企业，在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时，德生先生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常住无锡。每次他到上海来，我总要去拜访他老人家。那时候，他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再受外国人的排挤欺侮感到特别高兴，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德生先生的爱国热忱和兴办实业的企业家精神，深受无锡、上海工商界的尊敬。

解放军87师是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解放无锡的。解放军营长钟熹清向他的老上级诸敏（原无锡工委书记）汇报说：“我们跑步轻装冲到无锡，准备打仗的，却碰到了人民武装，一切都像到了解放区了！”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在黎明前的寒夜中，共产党给广大民族工商业者指明了方向，增添了信心。在解放军过江进军南下时，唐君远和无锡工商界人士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无锡部队献粮10 万石、柴草9万担和大量其他军需用品。

唐君远选择留在国内，从此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197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右），在上海市工商联与唐君远交流会谈

陈铭珊（1916-2003），浙江萧山人。曾任信谊药厂总经理，爱建公司董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常务理事，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五、六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届上海市人大副主任，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节节胜利，震动了上海工商界。有的人局促不安，有的人纷纷离沪。信谊药厂总经理鲍国昌去了香港，由陈铭珊代理负责全厂工作。由于通货膨胀、市场呆滞、营业萎缩，企业面临严重困难，他带领职工在艰难的条件下维持生产。他不满国民党倒行逆施，弄得经济全面崩溃，民不聊生，厂里生产几乎停顿。他与地下党员吴克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秘密接触，多方掩护、支援吴开展工作。而上海解放前的陈铭珊并不知道吴的真实身份。

那时，陈铭珊不仅向解放军提供药品，而且他的家也已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标准里弄房是北向入口，南向楼层有阳台，地面层有花园和通里弄的花园前门。当时陈家经常有陌生人来取物品，从前门进来时像个乞丐，进屋穿上陈铭珊的西装，从后门出去。陈铭珊这样回忆道：

当时我把吴先生的户口也报在我家，又给吴先生安排了工厂董事会秘书的职务。当时厂里劳资关系很紧张，吴先生要我把工厂保护好，把生产搞好。有一次，吴先生要我送他出去办一点事，叫我把车开到延庆路，吴先生上车后让我朝东开，一路上我不去多问他，只按他要求将车径直开到南京路四川路口，他下车走了。这样的事此后又有过两次，我都是只管开车，他也不对我多说，但是我们都心照不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吴先生曾说：“像信谊药厂这样的企业是没有问题的，将来生意还可以做，还可能做得大些，陈先生个人更没有问题。”

上海解放前夕，陈铭珊与吴先生的接触多起来，吴先生也特别忙碌，常要陈铭珊调头寸，陈铭珊都按时送到吴指定的地点，隔几天由吴的夫人来陈家送还。看到吴先生为革命奔波，陈铭珊既兴奋又紧张，但表面上仍然很镇静。陈铭珊当时什么也没告诉子女，只是关照他们不要参加学校的任何政治活动，唯恐出了事情牵连吴先生。

面对何去何从的抉择，陈铭珊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和他一贯秉持的“实业报国”理想，促使他作出了毕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与全国人民一起开启新的人生。

1957年7月，毛泽东与陈铭珊（左五）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的那一夜，陈铭珊在家里的电话机旁等候吴先生的消息。随着解放军进入市区，夺取淮海路警察局和市政府的消息传来，他心坎上的石头落下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通过解放前和吴先生的接触，陈铭珊觉得共产党并不可怕，对民族工商业者是讲团结的，根本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就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而言，也是令人尊敬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珊出任信谊化学制药厂总经理，并被推选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委员。1953年1月，信谊药厂试制成功国内首创的抗痨药——异烟肼，逐步走上主要原料国产的道路。

郭秀珍（1917-2010），女，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曾任爱建公司监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第二届理事长，第六、七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八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九届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八届常委。

1947年，郭秀珍的父亲在香港投资开办香港华昌金属铝制品厂，事业重心渐渐地向南扩展。因业务和生活上的便利，家眷儿女也移居香港。郭秀珍在上海建华银行工作了两年，也随家人去了香港。到港后，郭秀珍主要是学习。1948年底，郭秀珍的愿望实现了，她被英国利兹大学录取，攻读病理细菌学。

上海解放前夕，她父亲离沪（在20世纪30年代，华昌钢精厂生产的铝制品占了上海2/5的市场份额），上海企业无人负责经营管理。遵照父亲的嘱咐，她不去台湾，不留香港。接手该厂，郭秀珍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华昌”是父亲呕心沥血的经营成果，自己过于年轻，能不能胜任，如何保住“华昌”这块牌子，保住厂子，她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为此，她放弃了去英国求学的机会。当时已经取得香港居民身份的郭秀珍，毅然于1949年返回上海，任上海华昌钢精厂副经理。郭秀珍曾这样说：

上海解放后，为了保住父亲毕生经营的华昌钢精厂，我遵照他的嘱咐，匆匆地由香港赶回上海，进厂做了经理。3个月后便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当时，我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腐朽的政权终于被推翻了，新的社会制度要建立起来了；担心的是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不了解，共产党能否将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的工商经济这个烂摊子收拾好？我感到疑虑不安。

建国初期的短短几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事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我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产生了信任。

1957年，周恩来接见郭秀珍（左）

郭秀珍积极投身到认购公债、克服企业困难、恢复生产、接受军工任务、捐献飞机大炮、调回在港物资等各种爱国运动中。慰劳解放军1400万元人民币，占本行业的29.15％，如果以工商界劳军分会预订目标30亿元来计算，占了全部的4.66‰。那时，全市工业企业有两万余家，华昌一家就捐了这么多，可见郭秀珍的真诚和热心。

杨延修（1910-2017），江苏泰州人，上世纪30-40年代广大华行副总经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隐蔽战线的秘密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统战部党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爱建公司党组书记、代董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副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迎接新中国成立，完整而有序地做好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鉴于上海的情况错综复杂，做好接管工作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党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反复研究，并吸取了洛阳、沈阳、平津等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从思想、组织、物质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四批坐船北上解放区。

1948年，广大华行先派卢绪章、龚饮冰、王一知离港去华北，又派吴雪之、李在耘、程恩树回上海进行调研和准备，张平、舒自清等同志仍留在香港主持华润公司（95%资本金由广大华行而来）的工作。

1949年3月14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杨延修乘坐华润公司“东方号”轮船秘密离开香港，到北平报到后，参加天津接管沿海城市调研，而后南下参与我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

1949年5月26日清晨，杨延修随着接管的队伍，冒着蒙蒙细雨从丹阳坐火车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然后换乘吉普车开进市内。沿途看到担架队抬着伤病员频繁来往，路面被国民党飞机炸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行进艰难。沿途不时有担架队冒雨抬着伤病员急促跑向后方医院。

1949年，杨延修在江苏丹阳集训

杨延修等干部和勤杂人员乘坐的车辆，在开进市区时，司机误入闸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幸好及时在四川路桥堍躲避，才免受损伤。当夜，杨延修住进了金门饭店（现为金门大酒店），这里是军管会财经委员会接管干部联络站。

第二天早晨，天仍下着细雨。杨延修走出饭店，看到南京路上有些解放军战士抱着枪，披着油布，靠在沿街人行道上睡觉休息。马路上还不断有解放军队伍开过，有时还可看到被解放军押着的一批批垂头丧气的俘虏走过。

当发现来自外地的10多位同志从前一天起就没有吃上饭，杨延修赶快让广大华行设在广东路389号的广大药房里的两位伙计，踏着黄鱼车买了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招待他们。广大华行的职工们得知他们和蔼可亲的大老板竟是中共地下党员，还穿着军装，带了警卫，成了军管会的“接管大员”，又惊又喜。有人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他人那么好呢。”职工们深深地表示敬意。

5月28日，接管仪式的完成，是新旧上海更替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从这一天起，福州路近外滩的一幢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灰色大楼门口挂起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从这一天起，杨延修也就成了这幢大楼里的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成员之一，正式在工商部门负责人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

1979年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 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