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会
当前位置:
1949年,刘靖基、唐君远等爱建老一辈开启建设新上海的人生
来源: | 作者:爱建特种基金会 | 发布时间: 2024-05-29 | 119 次浏览 | 分享到:

75年前,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彻底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爱国工商业者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在黑暗中求索,艰难中经营。爱建的主要创办人刘靖基、唐君远先后在常州、无锡、上海等地办起了企业,爱建初创时期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陈铭珊、郭秀珍、杨延修等,也分别在上海等地经营企业。他们深谙市场经济规律,熟悉企业运作,在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旧中国干出了一番事业。


上海解放的那一刻,正是他们人生征途最重要的一刻。这一刻,该何去何从,今后的道路该如何选择?




刘靖基

金蝉脱壳迎解放

刘靖基(1902-1997),江苏常州人。爱建公司主要创办人,爱建特种基金会首届理事长,曾任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副主委,第五届副主席,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委、顾问。


1949年初,看到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很难发展企业,刘靖基曾准备迁厂香港。在中共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了解到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光明。他拒绝了国民党汤恩伯要他参加物资疏散委员会的要求,拒绝交纳所谓“保安捐”。怀着对事业的信念,抱着对前途的憧憬,刘靖基毅然搭乘泛美航空公司从香港到上海的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刘靖基即被国民党驻沪警备司令部所注意。他突然收到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通知,要他全家限期迁离大陆并送来机票。此时,刘靖基留下的决心已定,为了预防不测,他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机场,佯装离沪,待飞机起飞后又悄然折回,躲进医院,金蝉脱壳,迎接上海解放。正是这一决定,成为刘靖基走向新的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他在自己九十寿辰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年轻时想‘实业救国’,但在旧社会这条路走不通。我从香港飞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抉择。”



1956年,毛泽东接见刘靖基(右)


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军部队进城给刘靖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部队纪律如此严明。他感觉到共产党的部队确实不一样,于是对共产党产生了信任。不久,他收到一封请柬,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将军邀请他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召集金融工商产业界的茶话会,他惊喜万分。6月2日,当刘靖基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会场上发现,陈毅将军就是刚才在门口迎接客人的那位穿着褪色布军装、文质彬彬与客人握手的人时,他非常感动。


会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市长陈毅分别讲话。陈毅讲道: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国民党官僚资本干的坏事太多,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归公,而你们民族资本家不同,是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榨的,只要你们爱国,同共产党合作,我们是欢迎的,你们是受到保护的陈毅“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观望,要大胆去开工生产”,并说:“共产党决不使你们失望,我们讲话绝对是有把握的。”刘靖基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他激动地在会上发言,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留在国内发展事业。从那一刻起,刘靖基开始了他后半生“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征程。


回顾这段往事,刘靖基发自肺腑地说:“这条路是走对了。” 他曾撰文回忆道:   


上海刚解放,我就看到解放军纪律严明,不住民房,秋毫无犯,深感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几十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军队。


1949年6月,我突然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长陈毅具名的请贴,邀请我参加茶话会。我捧着请贴,一时想象不出这位拥兵几十万、南征北战、威名远扬的陈司令员是何模样的,也想不出他将谈些什么内容。我赴会时才发现这位赫赫有名的陈司令员竟是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派儒将风度。茶话会上,陈司令员开门见山地阐述了共产党的政策,庄严而又恳切地宣布:“民族资本家只要爱国,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我们是欢迎的。”听了陈司令员的谈话,我内心很有感触,即席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同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刘靖基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美蒋飞机的轰炸,史称“二·六轰炸”。各行各业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正当企业发生困难之时,刘靖基默默地从国外调回20万美金来恢复生产,在上海工商界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唐君远

追随荣德生脚步

唐君远(1901-1992),江苏无锡人。无锡丽新布厂创办人。爱建公司主要创办人,爱建特种基金会首届监事长,历任第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上海市工商联常委,第四、五、六、七届副主委,第八届名誉副主委。


与此同时,中共无锡地下党一方面重点做好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开展对其他工商业者的广泛宣传教育。


无锡解放前夕,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的重要头目、各社会团体负责人,以及许多知名的工商界人士都收到了一封署名为“江南挺进纵队”的信件。这些信有的是邮寄而来,有的是从门缝里塞进来。信的开头都是极具气势的两句话:“我大军指日南下,江南解放只在旦夕。”其后的内容则根据收信人的不同情况分为几种类型。对于广大工商界人士则是安抚,主要是宣传党的有关政策。


荣德生长唐君远25岁,唐君远唤他“荣伯伯”,对于这样一个长辈,他充满敬仰。当唐君远在荣德生那里了解到共产党要求无锡工厂企业不外迁、不外逃以及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后,他完全接受,并愿意追随荣德生的脚步,留在国内。


1985年,在纪念荣德生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唐君远曾这样深情地缅怀荣德生:


德生先生是我国早期民族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他的兄长宗敬先生合力办成福新面粉厂、申新纱厂等企业,在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时,德生先生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常住无锡。每次他到上海来,我总要去拜访他老人家。那时候,他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再受外国人的排挤欺侮感到特别高兴,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德生先生的爱国热忱和兴办实业的企业家精神,深受无锡、上海工商界的尊敬。


解放军87师是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解放无锡的。解放军营长钟熹清向他的老上级诸敏(原无锡工委书记)汇报说:“我们跑步轻装冲到无锡,准备打仗的,却碰到了人民武装,一切都像到了解放区了!”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在黎明前的寒夜中,共产党给广大民族工商业者指明了方向,增添了信心。在解放军过江进军南下时,唐君远和无锡工商界人士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无锡部队献粮10 万石、柴草9万担和大量其他军需用品。


唐君远选择留在国内,从此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197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右),在上海市工商联与唐君远交流会谈




陈铭珊

解放前夜 守在电话机旁

陈铭珊(1916-2003),浙江萧山人。曾任信谊药厂总经理,爱建公司董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常务理事,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五、六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届上海市人大副主任,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节节胜利,震动了上海工商界。有的人局促不安,有的人纷纷离沪。信谊药厂总经理鲍国昌去了香港,由陈铭珊代理负责全厂工作。由于通货膨胀、市场呆滞、营业萎缩,企业面临严重困难,他带领职工在艰难的条件下维持生产。他不满国民党倒行逆施,弄得经济全面崩溃,民不聊生,厂里生产几乎停顿。他与地下党员吴克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秘密接触,多方掩护、支援吴开展工作。而上海解放前的陈铭珊并不知道吴的真实身份。


那时,陈铭珊不仅向解放军提供药品,而且他的家也已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标准里弄房是北向入口,南向楼层有阳台,地面层有花园和通里弄的花园前门。当时陈家经常有陌生人来取物品,从前门进来时像个乞丐,进屋穿上陈铭珊的西装,从后门出去。陈铭珊这样回忆道:


当时我把吴先生的户口也报在我家,又给吴先生安排了工厂董事会秘书的职务。当时厂里劳资关系很紧张,吴先生要我把工厂保护好,把生产搞好。有一次,吴先生要我送他出去办一点事,叫我把车开到延庆路,吴先生上车后让我朝东开,一路上我不去多问他,只按他要求将车径直开到南京路四川路口,他下车走了。这样的事此后又有过两次,我都是只管开车,他也不对我多说,但是我们都心照不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吴先生曾说:“像信谊药厂这样的企业是没有问题的,将来生意还可以做,还可能做得大些,陈先生个人更没有问题。”


上海解放前夕,陈铭珊与吴先生的接触多起来,吴先生也特别忙碌,常要陈铭珊调头寸,陈铭珊都按时送到吴指定的地点,隔几天由吴的夫人来陈家送还。看到吴先生为革命奔波,陈铭珊既兴奋又紧张,但表面上仍然很镇静。陈铭珊当时什么也没告诉子女,只是关照他们不要参加学校的任何政治活动,唯恐出了事情牵连吴先生。


面对何去何从的抉择,陈铭珊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和他一贯秉持的“实业报国”理想,促使他作出了毕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与全国人民一起开启新的人生。


1957年7月,毛泽东与陈铭珊(左五)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的那一夜,陈铭珊在家里的电话机旁等候吴先生的消息。随着解放军进入市区,夺取淮海路警察局和市政府的消息传来,他心坎上的石头落下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通过解放前和吴先生的接触,陈铭珊觉得共产党并不可怕,对民族工商业者是讲团结的,根本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就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而言,也是令人尊敬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珊出任信谊化学制药厂总经理,并被推选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委员。1953年1月,信谊药厂试制成功国内首创的抗痨药——异烟肼,逐步走上主要原料国产的道路。



郭秀珍

女承父业 离港返沪

郭秀珍(1917-2010),女,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海宁。曾任爱建公司监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第二届理事长,第六、七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第八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九届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八届常委。


1947年,郭秀珍的父亲在香港投资开办香港华昌金属铝制品厂,事业重心渐渐地向南扩展。因业务和生活上的便利,家眷儿女也移居香港。郭秀珍在上海建华银行工作了两年,也随家人去了香港。到港后,郭秀珍主要是学习。1948年底,郭秀珍的愿望实现了,她被英国利兹大学录取,攻读病理细菌学。


上海解放前夕,她父亲离沪(在20世纪30年代,华昌钢精厂生产的铝制品占了上海2/5的市场份额),上海企业无人负责经营管理。遵照父亲的嘱咐,她不去台湾,不留香港。接手该厂,郭秀珍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华昌”是父亲呕心沥血的经营成果,自己过于年轻,能不能胜任,如何保住“华昌”这块牌子,保住厂子,她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为此,她放弃了去英国求学的机会。当时已经取得香港居民身份的郭秀珍,毅然于1949年返回上海,任上海华昌钢精厂副经理。郭秀珍曾这样说:


上海解放后,为了保住父亲毕生经营的华昌钢精厂,我遵照他的嘱咐,匆匆地由香港赶回上海,进厂做了经理。3个月后便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当时,我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腐朽的政权终于被推翻了,新的社会制度要建立起来了;担心的是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党对工商业者的政策不了解,共产党能否将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的工商经济这个烂摊子收拾好?我感到疑虑不安。


建国初期的短短几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事实给了我深刻的教育。我对党有了初步的认识,产生了信任。


1957年,周恩来接见郭秀珍(左)


郭秀珍积极投身到认购公债、克服企业困难、恢复生产、接受军工任务、捐献飞机大炮、调回在港物资等各种爱国运动中。慰劳解放军1400万元人民币,占本行业的29.15%,如果以工商界劳军分会预订目标30亿元来计算,占了全部的4.66‰。那时,全市工业企业有两万余家,华昌一家就捐了这么多,可见郭秀珍的真诚和热心。



杨延修

脱下西装 换上军装

杨延修(1910-2017),江苏泰州人,上世纪30-40年代广大华行副总经理、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隐蔽战线的秘密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统战部党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爱建公司党组书记、代董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副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迎接新中国成立,完整而有序地做好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鉴于上海的情况错综复杂,做好接管工作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党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反复研究,并吸取了洛阳、沈阳、平津等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从思想、组织、物质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四批坐船北上解放区。


1948年,广大华行先派卢绪章、龚饮冰、王一知离港去华北,又派吴雪之、李在耘、程恩树回上海进行调研和准备,张平、舒自清等同志仍留在香港主持华润公司(95%资本金由广大华行而来)的工作。


1949年3月14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杨延修乘坐华润公司“东方号”轮船秘密离开香港,到北平报到后,参加天津接管沿海城市调研,而后南下参与我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


1949年5月26日清晨,杨延修随着接管的队伍,冒着蒙蒙细雨从丹阳坐火车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然后换乘吉普车开进市内。沿途看到担架队抬着伤病员频繁来往,路面被国民党飞机炸得坑坑洼洼,凹凸不平,行进艰难。沿途不时有担架队冒雨抬着伤病员急促跑向后方医院。


1949年,杨延修在江苏丹阳集训


杨延修等干部和勤杂人员乘坐的车辆,在开进市区时,司机误入闸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阻击,幸好及时在四川路桥堍躲避,才免受损伤。当夜,杨延修住进了金门饭店(现为金门大酒店),这里是军管会财经委员会接管干部联络站。


第二天早晨,天仍下着细雨。杨延修走出饭店,看到南京路上有些解放军战士抱着枪,披着油布,靠在沿街人行道上睡觉休息。马路上还不断有解放军队伍开过,有时还可看到被解放军押着的一批批垂头丧气的俘虏走过。


当发现来自外地的10多位同志从前一天起就没有吃上饭,杨延修赶快让广大华行设在广东路389号的广大药房里的两位伙计,踏着黄鱼车买了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招待他们。广大华行的职工们得知他们和蔼可亲的大老板竟是中共地下党员,还穿着军装,带了警卫,成了军管会的“接管大员”,又惊又喜。有人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他人那么好呢。”职工们深深地表示敬意。


5月28日,接管仪式的完成,是新旧上海更替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从这一天起,福州路近外滩的一幢具有欧洲建筑风格的灰色大楼门口挂起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牌子;从这一天起,杨延修也就成了这幢大楼里的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成员之一,正式在工商部门负责人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职责。







1979年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 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上海解放前后,爱建老一辈毅然选择留在国内,以实际行动支持经济建设。饱经战争颠沛与创伤,他们从未泯灭“救国梦”,风雨同舟跟党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对原工商业者“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号召激发起老工商业者的报国夙愿。以刘靖基、唐君远等为代表的1000多位海内外工商界人士集资5700余万元,于1979年9月22日成立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爱建集团的前身)。


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人生,殊途而同归,秉承“实业救国” 的初心,最终团结在“爱国建设”的旗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