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胡厥文(中) ，孙晓村(右二)及胡厥文夫人沈方成(左二)与刘靖基(右一)、杨延修(左一)在一起。右上为胡厥文先生题词

上海素有“江南通津，东南都会”之称，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也是老一辈原工商业者最集中的城市。自1843年开埠以来，一批杰出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这里诞生，他们苦心经营，只为实业兴国。公司主要创办人刘靖基先生就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年轻时想‘实业救国’，但在旧社会这条路走不通。我从香港飞回上海迎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抉择。”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历经战争的颠沛，“文革”的创伤，老工商业者们振兴中华的热忱从未泯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1979年1月，邓小平召集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指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亲切鼓励原工商业者“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等会见原工商界“五老”并一起吃火锅，请荣毅仁等出山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于1979年春，及时传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并在落实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发还原工商业者的定息、存款和查抄财物；复查平反了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发生的冤假错案；还落实了私房政策等等。因涉及面广人多，上海的原工商业者反响巨大，普遍感到欢欣鼓舞，大大激发起报效祖国的热情。而在不久以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又正式宣布：“我国的社会阶级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按照工商界人士的说法，这是“脱帽加冕”，是“第二次解放”，其政治动力不可估量。这再次激起了老工商业者的报国夙愿。随着各项统战政策的落实，上海的原工商业者心怀感激之情，纷纷表示要把自己的“有贝之财”和“无贝之才”贡献出来，希望将多余款项用于祖国建设，愿意发挥个人的特长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力。并逐步形成了由工商界集资创办一个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经济组织的构想。对于这样的良好意愿，上海市党政领导十分重视，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经过反复酝酿研究，上海市民建、工商联在1979年5月19日举行“为四化服务学习交流会”，由刘靖基主任委员提出把工商界多余款项筹集起来组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基金会”（后正式定名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倡议，得到积极响应。刘靖基、陈元钦还带头认款，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5月21日市民建和工商联成立了筹备小组，由刘靖基任组长，唐君远和我任副组长。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对此非常关心，在6月1日听取专题汇报，提出了边筹备、边研究、边建设的要求，给予了许多关心和指导。1979年6月中旬，9名上海市工商界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提出了筹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提案，引起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8月6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筹备处在香港路59号正式挂牌成立。筹建一个由个人集资的企业，在当时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只能按照具体情况摸着石子过河。公司最初是以民间集资方式筹建，资金来源采用的是认款制。认款人按照银行五年存款利率，只拿利息，不分股利，并且每隔5年可以收回认款。集资认款工作意想不到的顺利。预定集资5000万元的目标，不到三个月就超额完成。期间，不论大、中、小户工商业者，无需动员，踊跃认款，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例，甚至不得不作出一些规定来进行劝阻和限制。原嘉定县民建、工商联负责人汤所均病重住院期间得知集资消息后，立即认款10万元，临终前还特意叮嘱儿子把银行存折送至公司筹备组，实现了他的心愿。原工商业者车懋章在落实政策中发还现金1.8万元，他坚持要认款1.6万元。筹备组一再劝说他把钱留作自用，他坚决不接受，表示如果不同意他就不走，最后只得同意他认款1万元。原工商业者邬润珠经济并不宽裕，把仅有的银行存款500元取出来，一定要参加认款，经过再三劝阻做工作，才勉强地把钱拿回去。

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认款人大会现场

由于解放前后，我们与沪港两地工商界人士的众多人际关系，加上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强大推动力，海内外1000多位工商界人士包括一些侨居海外的老工商业者踊跃认款，使集资额很快就达到5700余万元。其中香港方面王宽诚认款570万元，丁午寿、丁鹤寿昆仲认款288万元，荣鸿仁认款100万元。当时，港澳和海外工商界人士的认款占了总认款数的23.5％。

老一辈爱国工商界人士为爱建的成功创办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作为公司的党组书记，贯彻市委边筹款、边研究、边建设的“三边”工作要求，积极协调关系，参与组建班子，为促使筹备工作顺利推进和公司按时成立尽了一份力。

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在香港路59号正式开业。当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电影院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认款人大会。会议一致通过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章程》和董事会、监事会、执行机构组织规则，选举产生董事42名、监事17名。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刘靖基为董事长，我和吴志超为副董事长；任命刘靖基兼任总经理；选举唐君远为监事长，马一行、丁忱为副监事长。

1979年9月22日，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正式成立。图为爱建公司成立大会在上海展览馆举行，刘靖基、唐君远、杨延修等在主席台就坐

爱建公司的创建，是经过30年的教育和改造，原工商业者第一次以劳动者的身份，以主人翁的地位，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在爱建公司筹建的过程中，我不能不提1979年3月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团的首次香港之行，这次与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进行的广泛接触与交流，为开创爱建事业打下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上海市委认真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为加强对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市委决定组织包括工商界代表性人士参加的上海工商界经济访问团出访香港。

这是十年动乱以后，第一个访问香港的经济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副团长是上海市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工商联主任委员刘靖基，团员有唐君远、刘念智、郭秀珍、陈元钦、吴志超、丁忱（以上均为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还有我与马韫芳两个党员干部。另外，定居在澳大利亚的上海知名原工商业者荣鸿仁，特地从澳洲赶来香港一起参加访问。代表团中的大多数人是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与香港工商界有密切联系，且是十年动乱结束后第一次访问香港，因而访问对香港工商界产生深远影响。

1979年，上海工商界访港代表团代表合影。前排左起：郭秀珍、刘靖基、张承宗、唐君远、马韫芳，后排左起：丁忱、陈元钦、刘念智、吴志超、杨延修

访问团于3月11日抵达香港九龙车站时，受到唐翔千夫妇、董春芳父子、刘浩清夫妇、郭正达夫妇、陈元钜夫妇、包玉刚夫人等数十人的热烈欢迎。来车站迎接的大多是访问团成员的亲属、挚友，大家久别重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动场面，握手、拥抱、欣喜、流泪，感人至深。香港工商界人士想不到陈元钦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曾被关押五年的人这次能来；也想不到我这个曾被错划为右派，不久前经过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的人能来。在高兴之余，他们由衷地表示，对共产党和统战部可以信任，可以交朋友。

市委领导对这次访问很重视，要求很高，希望通过访问，迅速恢复沪港两地经济联系与合作，为打开上海改革开放新局面起带头作用。由于我解放前长期在广大华行以副总经理身份与沪港工商业者知名人士有业务往来与合作，有的关系密切。解放后，我又担任过上海市工商局、商业局领导工作，与沪港工商界人士都有广泛接触。再有，香港华润公司为我国驻港贸易代理机构，该公司代总经理张先成、副总经理俞敦华等同志都是原广大华行老同事。因此，张承宗部长在香港多次与我谈心，要我充分利用人脉关系，发挥优势，积极主动与老朋友交往，结交新朋友，为发展沪港经济合作尽一份力量。

访问团在港逗留了十四天，我们同香港不少高层官员和社会名流会见、会谈。我们访问了香港新华社。我们访问《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亲自接待我们。我们到香港中华总商会拜访了会长王宽诚、副会长汤秉达。我们参观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会见了邓莲如主席。我们访问了香港生产力发展协会等单位。我们去了查济民和刘壁如夫妇创办的中国染织厂，查氏集团除了办实业，还拥有大屿山待开发的大批地产。我们还参观了邵炎忠创办的益电电子工厂，丁午寿、丁鹤寿创办的开远玩具厂。香港著名建筑设计商叶谋遵招待我们参观了他投资建造的太古新村及其建筑工地。

香港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早在解放前就同我有业务往来。时隔三十多年再相遇，他特地在私人游艇上与我们相聚、交谈、摄影，举行冷餐会招待我们，驾驶游艇沿海游览。航运界另一巨商董浩云，因在台湾有运输业务关系，不便亲自出面，特由其子董建华（回归后任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代表他招待我们到“海上学府”轮船参观。

1979年3月访港期间，刘靖基（左）与香港著名实业家、“世界船王”包玉刚（右）在一起

访港结束前夕举行的答谢宴会，应邀出席的香港各界人士有立法局、行政局议员，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总裁以及华润、中银等中资单位负责人共140人。宾主讲话都一致肯定了这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这次访问交流，沟通了沪港两地的情况，消除了港澳工商界人士原来的一些疑虑，探索了在经济方面合作的途径，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这次访问的基础上，1980年3月，唐翔千、郭正达邀请唐君远、郭秀珍与我三人一起再度访港。抵港后，君老由唐翔千接回住宅，郭大姐由郭正达接去，仅我一人独住富丽华大酒店。许多解放前认识的老朋友到酒店与我会见，其中有香港上海总会会长王剑伟、香港东方石油公司总裁刘浩清、香港证券商杨长康，以及原广大华行老同事张先成等，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我们也访问了荣毅仁、王光英等老朋友。特别要提的是董浩云，上次我赴港时，他没有亲自出面，委托其子董建华代表与访问团会见，而这次再度委托刘浩清陪同董建华到酒店与我会面叙谈。

包玉刚抗战初期就与我们在一起，他曾跟随中共地下党员林震峰、程恩树等共十三人（被称为“十三太保”），从上海辗转昆明、衡阳等地。他与卢绪章原本有表亲关系，在卢的帮助下，曾任衡阳工矿银行及重庆工矿银行副经理，并合作经营黄金、美元外汇业务，帮助广大华行调剂资金。抗战结束后，包在上海市银行任副经理，进一步与广大华行扩大合作，互相投资对方企业，如天宝银楼、民丰造纸厂、民孚实业公司、民安保险公司、中心制药厂等，直到1948年下半年广大华行总部迁移香港，包在沪辞职后去香港创办环球航运公司。此后他步步发展，获“世界船王”之称。这次我去香港，他特地在山间别墅设宴招待我们一行。席间他首先起立举杯向我祝酒，高兴地说：“延修兄，过去我长期与你们合作做生意，那时候要是知道你们是共产党员，那我就要吓死了。”这句话引起在坐哄堂大笑！我在港与他商谈，希望他来沪拓展造船工业，他满口答应。包玉刚信守承诺，后来为上海江南造船厂介绍了外国专家，帮助江南厂替外商制造远洋巨轮。又为上海沪东造船厂、大连造船厂定造多艘海轮。

在港期间，我还同唐翔千、郭正达等接触交谈，探讨合作意向，他们都表示了有来沪投资办企业的愿望。后来他们都积极来沪投资，创办企业。刘浩清解放前也与我们长期有交往，同广大华行创办大中华轮船公司，经营航运和拆船业务，他也积极参与沪港经济合作。

通过沪港多次访问交流，沪港两地工商界人士逐步建立了信任感，奠定了合作基础。经过我们穿针引线，铺路搭桥，不断有新的合资或合作项目达成协议。

爱建公司在改革开放中诞生，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在政府相关政策的积极扶持下，爱建公司秉承“爱国建设”的宗旨，坚持“稳中求进”、“诚信求实”的理念，紧紧把握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每一个机遇，充分发挥原工商业者与港、澳、台和海外工商界有众多自然联系的独特优势，取得了十分骄人的业绩。爱建房产以改革开放为契机，从开发侨汇商品房起步，于1980年开发了上海市最早的高标准高层侨汇房，由此成为上海最早经营外销商品房的著名企业；爱建为配合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参与上海的经济建设，公司积极牵线搭桥，争取港商来沪合办企业。首先争取到香港地区著名实业家唐翔千先生与市纺织局合资创办了上海首家沪港合资企业——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后又争取到叶仲午、顾小坤合资在闵行开发区创建了第一家独资企业——环球玩具有限公司，促成了董浩云、刘浩清与上海锦江集团合资创办上海锦江航运公司，等等；1982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刘靖基在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搞活经济、进一步发挥原工商业者作用”的建议作出批示，明确提出民营企业有条件的可以试办进出口贸易。公司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积极争取，于1983年获准开展进出口业务，并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后又获准升格为爱建（香港）有限公司，作为对外经贸的特殊窗口，成为最早开展进出口贸易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的民营企业；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为适应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要求，更好地为上海经济建设服务，公司提出了拓展成立中国境内的信托投资公司的设想，得到上海市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市政协为此召开经济研讨会进行了专题论证。市政府把爱建申办金融企业进行对外融资问题列入了《上海市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之中。经多方努力，1986年7月由公司投资的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获准正式成立，成为国内首家经营金融业务的民间金融企业；公司还以“拾遗补缺”的经营思想，投资创办了一批中小型工商企业，既满足了市场需求，也替国家分忧，解决了众多回沪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里，我还想提一下爱建公司帮助筹建市工商联大厦一事。当年，爱建房产全力支持上海工商联大厦的筹建，协助解决了财务、设计、建材以及销售问题。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约设计成本，刘靖公和我曾专程到北京中央有关部门，争取到由爱建建筑设计院承担建筑设计。又通过专家论证，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在市委统战部大力支持下，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建成了七万多平方米、高130米35层的全国工商联系统的第一幢办公大楼，为市工商联增添了不少财富。

爱建房产参与建造的位于延安东路上的上海市工商联大厦

爱建创办者在公司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如一地把“讲究产品质量和服务，讲究工作效率，讲究经济效益，讲究企业信誉”作为企业的经营战略方针，并形成“稳中有进，进中求稳”的经营风格，树立“爱国建设，开拓创新，诚信求实，团结奋进”的企业精神，使公司在强手如林的众多国有、集体、中外合资合作等多种经济形式的企业中脱颖而出。

爱建公司的企业宗旨、企业精神和经营宗旨

爱建公司初创时期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老同志在开办之际，不讲条件，十几个人挤在香港路工商联大楼二楼两间办公室里，一切家具和办公用具都是借用的，有时晚上自觉加班工作。工作中大家不计报酬、不拿工资，除了每人每月一张月票外，没有任何其他报酬，连开会时用的茶叶都是自己带来的。有时接待客人，也只是各吃一碗面。我至今还记得，爱建开办之初，李正廷就在香港路工商联大楼底层门房间里创办了“爱建呢绒”商店，他自己在阁楼上办公，把地下室作为仓库，条件十分简陋。后来业务不断发展扩大，不但在香港路上租赁多间大型商铺，增加了定制西装等业务，还在闹市区开设了分店，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深受市民赞许，被誉为“呢绒大王”。

爱建纺织品公司以“货真价实、包退包换”吸引顾客，“买衣料到爱建”，呢绒大王闻名沪上

庞鉴勳、周梦熊等创办爱建金融信托公司初期，是利用香港路工商联大楼底层食堂改建为营业所和办公室，并在南边搭建两间阁楼作为经理办公室。

新中国首家民营非银行金融机构——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在上海香港路59号诞生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公司业务却不断扩大发展，如代理人民银行客户存款，代理外商外汇业务等，大大提高了爱建公司的声誉。陈慕华等中央和市领导在视察后都给予了很高的赞扬。

1987年6月，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刘靖基陪同下视察爱建信托公司

为了适应本市居民和海外华人来沪经商的迫切需要，爱建公司在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1980年在宛平南路零陵路上开发了“爱建大厦”一、二号楼两幢15层楼侨汇商品房。陈恩等同志为此日夜辛勤努力工作，想方设法争取各有关方面的支持。“爱建大厦”的落成，为公司争取到了大量外汇资金，支持了公司迅速发展金融信托和外贸业务，并获得很大成就。之后又继续建造了几幢三十层左右的大楼，形成了现在的“爱建城”。这些细小的事情至今还令人感动。老一辈工商业者的爱国热情，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扎实的事业心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在创业发展中积极倡导和逐步形成的企业精神，是爱国建设事业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好好总结并在新形势下不断发扬光大。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1984年以后，组建股份制企业的试点工作相继在上海、沈阳、北京、广州等城市展开。公司在1986年12月着手酝酿实行企业股份制改革，以解决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局限性，扩大资金来源，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曾多次向市领导汇报公司改制股份制的意向和愿望，积极争取列入试点。在市领导的支持下，经过不懈努力，1992年9月22日，爱建公司正式改制为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1992年9月22日，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在上海展览馆举行

在爱建公司改制过程中，创立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作为爱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东。爱建股份公司和爱建特种基金的成立，是爱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爱建进入了第二次创业。

1992年9月12日，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召开第一届理、监事第一次会议

1993年4月26日，公司发行的社会个人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爱建公司成为股市中民间资本控股的少数上市公司之一，1996年先后入选“道·琼斯中国88指数”和“上证30指数”。公司的金融、信托、证券业务，房地产业务，进出口贸易和实业投资都有了新的拓展。

1996年7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证30指数”，爱建入选样本股

这里，我还要特别说说刘靖公为我们爱建事业的创建发展倾注了许多心血。公司开办之初，靖公亲自主持筹款，并带头认款。他倾心动员原工商业者踊跃投资和参与公司的筹建工作，并带头认款。

刘靖基带头认款150万元，后又加认了50万元，图为认款凭证之一

他多次赶赴北京联系，争取中央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及时帮助解决有关问题。他的开拓创新和敬业精神，曾得到中央和市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也深得工商界和公司员工的敬佩。

爱建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特别是由于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长期不完善，加上用人不当，监管不严，以致不法分子内外勾结，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形象和利益。这是爱建人和关心爱建事业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回顾爱建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深刻体会到，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政策，就不可能有爱建的创建；深刻体会到，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紧跟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探索创新，爱建才能实现新的发展；深刻体会到，一旦背离了“爱国建设”的宗旨和“稳中求进”、“诚信求实”的经营理念，爱建就会遭受挫折。

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市委统战部、金融办等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由上海国际集团牵头的爱建股份公司重组和资产追索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干部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管控体系进一步加强。市委统战部杨晓渡部长为此花费了很多精力，做了不少协调工作。现在，爱建公司又一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爱建公司正在告别过去，着手谋划新的发展。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爱建一定能重塑良好的企业形象，重铸新的辉煌！

（本文选自《回眸爱建》中西书局2014年8月版，杨延修口述，年士萍、倪乐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