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爱建特种基金会理监事汇聚了各方面的人才，有的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承担了许多社会工作，活跃在方方面面，努力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本号现开设“理事风采”专栏，宣传特种基金会理监事风采。
本期刊发曾任爱建公司投资部经理，上海市工商联常委、执委，现任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副秘书长洪为民的文章《洪为民：在时代浪潮和爱国建设事业中搏击前行》，以飨读者。
洪为民
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副秘书长，曾任上海市工商联常委、执委。1973年“上山下乡”，曾在崇明长江农场任排长、连队副指导员；1979年顶替回沪后到爱建公司工作，曾任爱建打字社经理、静爱印刷厂厂长，爱建公司第一投资部经理、投资部经理，上海菱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07年起，在爱建特种基金会任职。
在崇明农场战天斗地，光荣入党 1955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从那开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口号流行了20余年。因为这句口号，“上山下乡”深深烙印进无数正值花样年华的知识青年的命运中。我读中学时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 曾经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1973年3月，我作为上海市静安区万安中学的72届毕业生，由学校统一分配到上海崇明岛的农场。当时，崇明县有跃进、红星、长江、新海、长征、东风、前进、前哨8个农场，我被安排在长江农场三营39连2排。凭借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信念，我苦活累活抢着干。当年9月，连队支部书记觉得我在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不到半年就提我做了排长。1974年9月，又提我担任连队副指导员。 在这期间，我所在连队的支部书记一直让我写入党申请报告。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很有顾虑。支部书记对我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不能选择，走什么道路自己可以选择”，在他多次帮助指导下，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按照要求写了对家庭出身的认识。入党的预备期为一年，在审批转正前，为了我的政审材料，外调人员跑得很辛苦，真的是吃力。 我是宁波人。父亲洪世澄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从宁波来到上海。他曾就读于浙江省商业专科学校，到上海后在钱庄做过职员。我爷爷洪泉清在南京东路、山西南路口开了一家永盛百货商店，这个店实际上是我父亲做经理，负责经营。因为父亲会打理生意，所以我的家境还算殷实。由于生意上的往来，我父亲认识了金学成（上海奉贤人，1922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北伐军进驻上海时，任上海市临时政府专员。同年3月，随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林钧到南市树暨中学，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上海解放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等），并渐渐熟悉。解放战争中，中共上海地下党根据上海环境和工商界的特点，利用聚餐会的形式，从事同工商界人士的团结联络工作，秘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活动。“星期五聚餐会”就是由金学成任会长，我父亲和姨丈任干事。上海解放前，特务2次密谋逮捕金学成，中共地下党从内线得到情报后通知转移，金学成2次都躲在我家，他与我父亲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1954年9月，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金学成（右）在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期间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54年，我父亲35岁，他在上海市新城区（静安区的前身）担任过第一届人民代表，并任工商界别组组长。组织上曾找父亲谈话，希望他做新城区副区长，我父亲婉拒了，表示还是喜欢经商。为充分发挥父亲善于经营企业的特长，组织上让他到杭州华东军政委员会革命大学培训。培训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土产进出口公司任副经理，后任上海进出口公司副经理。父亲是民建的早期会员。1959年，组织上又让我父亲到民建工作，委派到南市区任政协委员、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建副主委等职务。因此，在政审中，涉及我父亲与金学成的材料堆起来有好几摞。 预备党员转正需要上级党委的审批，成为正式党员的那天我至今都记忆犹新。1976年12月31日晚上10点，我接到通知，农场党委通过了我的预备党员转正，那一刻，我激动万分。 顶替回沪一波三折，缘定爱建 我到爱建公司，确实也是缘份。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9年，我父亲已经61岁，他向组织提出办理退休，让我顶替回沪工作。5月，民建市委组织处处长来长江农场党委商量我顶替的事情，商量结果是，我的人事档案和党组织关系先转至上海市公用事业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讲话精神，政府发还了原工商业者的定息、存款和查抄物资。“一石激起千层浪”，原工商业者反响巨大，普遍欢欣鼓舞，并由此激发起报效祖国、投身爱国建设的热情。在时任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工商联主委刘靖基等的倡议下，海内外1000多位工商界人士，共同集资5700余万元，以“爱国建设”为唯一宗旨，创办了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1979年9月22日，爱建公司正式成立。父亲的挚友金学成认为爱建公司的发展前景良好，向我父亲提议，建议让我去爱建公司。 1979年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大会在上海展览馆召开 由于爱建公司党组织尚未建立，也没有编制，这样我的人事档案和党组织关系就转到了市委统战部，供给关系放在市工商联。11月，我到爱建公司报到，被安排在秘书处，那年我24岁。爱建公司当时还未建立党组织。我的党组织关系在市委统战部工商处，我前去报到那天，市委统战部工商处处长杨叔铭同我谈话，他告诉我市委决定成立爱建公司的重要性，特别强调爱建公司的统战特点，指出它不是一般性质的企业，尤其要处理好与工商界同志的关系，要虚心学习，尽快熟悉业务。他还要求我在爱建公司工作时要注意党员形象，发挥先进作用，任何工作都要抢在前面，为“四化”建设出力。 此后半年中，我与市工商联的一些年轻党员编在一个党支部，每个月都到统战部工商处参加党员组织生活。1980年5月15日，爱建公司成立了党支部。同年8月，市工商联与爱建公司联合成立了党组，杨延修（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身份从事中共在国统区的隐蔽战线工作，被称为“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爱建公司主要创办人）和杨叔铭、肖子岗为党组成员，杨延修担任党组书记。1984年，爱建公司单独成立了党组。1986年3月，公司机关党支部改为机关党总支部委员会，我连续担任了两届党总支部委员。1991年8月，机关党总支改建为机关党委。1996年3月1日，爱建股份公司党委正式成立。 初入爱建勤思好学，快速成长 我在秘书处工作了3个月后，有次遇到时任爱建公司建筑业务部经理陈恩，他见到我说：“年纪轻轻怎么在秘书处，爱建公司的业务很多，你要多学学，先到建筑业务部来吧。”爱建公司成立后，即将房地产业作为爱建公司的主营业务，并且成为当时上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的两家商品房开发公司之一。 那时，公司正在建造爱建城1、2号楼，动拆迁和现场需要人手，于是我就作为甲方代表到现场负责。爱建城1、2号楼位于宛平南路零陵路口，是两幢高15层的姐妹楼，其建造规格在当时的上海具有领先水平。由于从事房地产业必须具备较为专业的知识技能，我有幸认识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建筑同业公会主任委员诸荣生。为了让我懂得建筑知识，建筑成本核算等专业知识，他每周抽空给我上课，讲述外立面、混凝土浇注、容积率计算等，让我很快融入到建筑业务部的各项工作中。 洪为民参加爱联大厦落成典礼 1981年11月，爱建公司的人事科长汤文信找我谈话，要调我到服务业务部下属的爱建打字社任经理。我了解到当时由于待就业青年越来越多，主要包括返城知青、落实政策人员、新增城镇劳动人口和其他城镇闲散待业人员等，其中以待业青年占大多数。为了缓解就业难的问题，爱建公司人事科帮打字社在虹口区长春街道招了10名待业青年，这些小青年打打闹闹，爱建打字社原来的经理难以应付，提出了辞职。爱建打字社创办人陶敏之（曾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第六届至第八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将这情况向爱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靖基（中国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著名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爱建公司主要创办人，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名誉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顾问等）汇报。后经协调，那些调皮捣蛋的人一半到退回长春街道，还有一半继续留用。因为这些原因，我被调到打字社。爱建打字社是陶敏之筹备成立的，她原是上海打字机厂副厂长，解放前就做打字机，她向靖公提出可以办打字社，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最早是靖公自己拿出6000元给陶敏之办打字社。1980年2月爱建打字社正式拿到营业执照，这是爱建公司创立的第一家直属投资企业，胡厥文还题写了招牌——“爱建打字社”。 洪为民（右）与爱建特种基金会监事长卢卫民（左）一起看望陶敏之（中） 我到爱建打字社一干就是12年。当时，打字社有40多名员工，修打字机、卖打字机、打印文件，以中文打字机为主，英文的少，业务量比较饱和。其间，我给员工约法三章，上海人叫“做规矩”。我首先建立考勤制度、分配制度等，然后把各工种进行了分解，每一道工序都有质量要求和数量指标。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每月完成定额可得基本奖金，超额完成加奖，完不成任务、出质量差错的扣除奖金。因此，在打字社形成了人人争学技术，争当操作能手的氛围，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爱建公司领导对我们实行这一分配制度也很赞赏。有一次两个小青年在上班期间打架，我按制度办，扣了他们一个季度17元奖金（那时奖金只有6元），此后再也没发生此类事件。爱建打字社那时的资本金为2万元，每年的利润最起码是8000元、10000元，按那时的物价指数来看，盈利相当可观了。爱建公司计财部庞鉴勋副经理就曾说过，如果都像打字社这样赚钱，爱建公司要发大财了。 多个岗位摸爬滚打，挑战自我 1984年，爱建静安分公司要办一个印刷厂。爱建公司要我再兼任静爱印刷厂厂长。我想，印刷业务我不熟悉，而且印刷厂还是新办，场地也是租的，租赁条件苛刻，同时，还要再提供20多个岗位，这些人也都是没有印刷技术经验的，设备采购、业务渠道、人员培训等都是一张白纸。印刷厂项目投资40万元，在当时不算小数目。张春申副总经理（曾任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跟我说，组织上相信你，做生意有亏有盈，如亏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经历，更是一种锻炼。于是，我又担任了静爱印刷厂厂长。我还同时兼管了爱建纸张商行、爱建百货商店、爱建制冷部、爱建拉链厂，这些企业都归属于爱建公司投资服务部。 1993年10月28日，洪为民（中）参加上海爱建造纸机械公司开业典礼 1992年5月，爱建公司人事处处长周浩奎打电话给我，说对我另有任用。爱建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王光俭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王光俭副总说，靖公在家里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王仁中总经理、贝竹韵、杨铨谟和王光俭三位副总经理、副监事长宗之琥参加。王仁中总经理在会上介绍我的简历后，靖公当场拍板，让我担任爱建公司第一投资部经理。爱建公司当时有两个投资部，第一投资部管国内投资企业，第二投资部管中外合资企业。第一投资部下面有21家分公司，100多家企业，各行各业都有。靖公说：“做企业大同小异，洪为民原来管的下属企业尽管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希望老同志都要支持。我会跟下面分公司经理打招呼。”原来分公司的经理都是区民建、工商联的，不是副区长，就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协副主席，靖公找的这些分公司经理，都是各行各业经营、管理方面的能手。靖公一直说：“阿大先生（经理）要找好。”王光俭副总限我一个星期把下面6家企业的职务全部卸掉，到爱建公司第一投资部工作。 1992年6月1日，我正式到爱建公司第一投资部上班。1997年，蔡则林副总找我谈话，说他与王仁中总经理商量好了，第一、第二投资部合并为投资部，由我当投资部经理。从1992年我到第一投资部工作后，压力倍增，可谓寝食难安。我每天需要安眠药助眠，体重只有90斤。在与分公司经理接触中，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们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在经营上确实有自己独有的一套。我记得靖公讲过，投资、经营、管理是不同的概念，并一直强调“无贝之才”的重要性。他说最好是全才，但少之又少，一种是坐而论道，讲讲是可以的，但正式要领兵打仗赚钱，是不行的。有些人学问不高，学历也没啥，但就是会做生意。比如纺织品公司经理李正廷，他就特别会做生意。 洪为民（右）与爱建公司老领导宗之琥合影 与他们接触的6年多时间里，我们彼此关系都很融洽，凡事总是有商有量，他们对我都非常信任。金山分公司的副经理周明亮是我难以忘怀的。有一年的小年夜，下着雪，他的孩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父亲想见我一面。由于当时交通不太便利，我到下午2点多才赶到金山。到了医院后，他托付我照顾好他夫人，次日就过世了。闸北分公司的曹誉周经理患病在华山医院抢救，他太太打电话给我，说曹经理不行了，半夜2点多，我骑了辆自行车赶去华山医院。杨浦分公司经理谢维训在生命最后阶段时，他儿媳顾正平打电话给我，说谢经理情况不太好，我当时人在外地，接到电话后匆匆赶回上海，并与周浩奎（原爱建公司副总经理）一起去医院。现在想来，这些家属给我打电话，或许是因为我在投资部与老同志之间融洽的关系和彼此间的信任，我后来到爱建特种基金会与这也有很大关联，一方面是两代人的交情，另一方面确实是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99年，我调到爱建公司房产部，委派到菱建物业公司担任总经理。菱建物业相当特殊，是与香港合资的，董事长是香港人，又是港事顾问。公司成立时，市政府副秘书长蔡来兴出席开张仪式。 2015年，我正式退休。说来也巧，1979年我到爱建公司是羊年，我在爱建公司工作了36年，2015年退休时也是羊年。2015年爱建特种基金会元宵节团拜，任文燕会长（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工商联会长，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长，爱建集团监事会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给我送了只长毛绒羊，任会长也属羊。 2015年元宵节，洪为民参加爱建特种基金会老同志集体祝寿活动 退休前后到爱建特种基金会工作，接续情缘 爱建特种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9月。2007年，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会换届，时任理事长为郭秀珍（中国铝制品工业创始人郭耕余之女，中国共产党挚友，著名爱国工商界人士。参与创办爱建公司，曾任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会长、市妇联副主席、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在确定基金会理事和监事人选时，茅志琼副理事长（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爱建股份公司副董事长）与我说，杨公（杨延修）找贝竹韵到医院谈话，指定由贝总负责提人选之事。从贝总那里了解到，担任基金会理、监事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一是要工商界子女，二是要担任爱建公司中层部门负责人5年以上，三是要在爱建公司工作20年以上。而我恰恰是符合了这些条件，在这次换届中，我和万国森（原工商业者，曾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当选为理事。 其实，我同爱建特种基金会早就有缘。1981年，郭秀珍大姐在视察爱建嘉定分公司开设的上海市郊第一家西餐社——佳露西菜社时有了灵感。她认为，这个行业在福州是缺门，应该是个很好的项目，因此牵头联系了福建省政协。经过爱建和福建省工商联等多方沟通协调，1983年9月，由爱建和当地合资经营的福州上海西餐厅成立。作为福州市第一家经营正宗西餐的大众化餐厅，在当地引起轰动，经济效益曾位居当地同行首位，塑造了企业的良好形象。随着福建省各地对西餐行业市场需求的扩大，上海西餐厅开始走出福州，在福建多地设立分店，或创办西餐厅。企业一度成为福建省拥有分店最多的餐饮综合型连锁企业，多次获得省级先进企业、省市文明单位、省市“三信”单位、省“最佳商店”和全国商业信誉企业等荣誉称号。上海西餐厅在当地的年轻人中没有不知道的。习近平主席当时在福建工作，他曾亲临福州上海西餐厅视察。1993年，福州上海西餐厅成立十周年，爱建公司专门赠予银盘表示祝贺。由于当时我是爱建公司投资部经理，还是福州上海西餐厅董事，所以陪同王仁中总经理、贝竹韵副总经理参加庆典活动。当我们从福建省工商联得知，宁德地区屏南县有个中学，教学楼造了一半因资金短缺而停工了，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到了爱建特种基金会。帮困助学是当时爱建特种基金会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经过基金会理事长会议讨论，决定对这个中学进行捐助，帮助他们把这个楼建好，让学生能够正常入学。这也是爱建特种基金会第一个捐资建造的学校，后来楼建好了，我陪同宗之琥副理事长、贝竹韵秘书长带了近3万元，在当地采购了一些课桌椅和学习用品送给学校，并参加了学校教学楼的落成仪式。当地县委对仪式很重视，四套班子全部出席，同时命名这所中学叫“爱建中学”。那时我还没有担任爱建特种基金会的理事，但我同爱建特种基金会结下了情缘。 1996年赴福建省南屏县捐赠”爱建中学“后与南屏县县委书记等合影。左一为洪为民 2007年，换届完成后杨公找我谈话，他告诉我做了理事后，应与爱建的老同志加强联系，要处理好关系。那时候我还未退休，尚在菱建物业公司上班。2008年，任文燕会长接替郭大姐（郭秀珍）成为爱建特种基金会新一届理事长。郭大姐说任会长与她经历相仿，都做过市工商联会长。在与郭大姐的接触中，我感到她是一位低调，话少，却又特别通透的好人。2015年，到我退休时，爱建特种基金会已换届到第五届，我在担任理事的同时，还兼任了副秘书长、评议委的副主任和老年活动中心副主任。 我正式退休的那天去看望杨公（杨延修），我向杨公表示，我可以卸下肩上的担子，轻松享受退休后的自在生活。杨公却沉下脸，对我说：“你不要老是想退休，你还年轻，应该好好为社会、为爱建特种基金会做些事情。”他特别关照我，一定要照顾好爱建的老同志，有啥情况要多与汪宗熙副理事长商量，如果有重大情况可直接向他汇报。 洪为民（右）与爱建老领导杨延修合影 从我2007年担任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至今已有16年了，我衷心希望基金会能传承老一辈工商业者的优良传统，更多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把基金会做得更大更好，这也是我这个基金会“老人”的由衷心愿。 感恩前辈爱国建设情怀，润物无声 爱建老同志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令我终身受益。有一次我在爱建公司碰到靖公，他问我打字社现在有多少员工？我说小单位，有42名员工，靖公笑着说，40多人，单位不算小了，在香港3-5人的公司多的是，40多人在香港也算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了。一天，当时还是服务部经理的贝竹韵打电话问我，说靖公看打字社报表，发现这个月利润特别高，问我是什么原因？我立即说，因为接到一笔科研单位开会文件，时间要求高，加班一个星期赶了出来，收到了加急费，所以利润高了。事后，贝竹韵说，是靖公在考考你，看你当场能不能回答出来，如果回答不清楚，说明你对企业不能了如指掌。 老一辈身体力行，做到“用好股东的每一分钱”。1980年，爱建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公司举办了员工迎春茶话会，我负责购买糖果、茶点等，记得用掉100多元钱。我拿了发票，请秘书处主任陈仁签字报销，他告诉我还是要请示一下靖公。第二天我去市两会办事，正好看见靖公和君老（唐君远）在走廊里说话，我就走过去向两位领导问好，同时请示迎春茶话会费用如何报销。靖公不假思索地对着我说：“不用在公司账上报销了吧，我与君老一人出一半。”君老当即表示同意。靖公让我回公司后算一下，他们每人要出多少费用，再告诉他。此事已过去40多年，老一辈创业者用自己的行为来诠释“用好股东每一分钱”的经营理念，我至今记忆深刻。 靖公在爱建发展初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多次听他说起，要做成大生意，要了解国家政策，取得高层领导的支持。汪道涵、江泽民、朱镕基在上海工作期间，靖公在家里宴请他们，张春申副总经理作陪，就爱建的发展请教市领导。我听张总谈起，江书记与靖公谈论宏观形势较多，与朱市长谈论的都是爱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张总说，朱市长听了靖公提出的问题，反应极快，马上表示，有些市里可帮助解决，让公司打报告上来，有些事现在还没法解决，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考虑。靖公积极争取领导支持，使爱建的发展踏准形势发展的节拍，捕捉发展良机，促进了爱建的发展。 198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左三）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左二），以及朱镕基（左六）、陈国栋（左五）、胡立教（左一）等领导在刘靖基（左四）家中 由于我父亲的缘故，我和老一辈有着自然的联系。有一次万国森先生对我说：“我不会忘记你父亲对我的帮助。那时你父亲是南市区民建副主委，我的民建关系也在南市区。我小儿子生病，医生说要锯脚。是你父亲到我家里，帮助找医院。后来介绍的医院把孩子的脚保住了，在我最困难、最难过的时候，是你父亲帮助了我，这件事我怎么都不会忘记。”如果万国森先生不说的话，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我又想到1979年初创爱建时二十六人之一的诸荣生。在建筑业务部工作时，我曾得到过他的指点。1996年左右，我听说诸荣生生活非常困难，就和贝总到他家里去慰问，当时诸老已退休，她夫人一直不工作，身体也不好，老夫妻俩要经常看病，孩子的经济条件也不好，他告诉我们在里弄靠低保补助。我和贝总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当天晚上写信给公司领导，提出尽管这些老同志没有主动向爱建公司反映自己的困难情况，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是对这些老同志，爱建公司应该予以关心，爱建特种基金会和老年服务中心应该予以帮助。后来爱建公司对他进行了一次性补助，基金会也每月给予资助，解决了一些困难。 洪为民（右）、卢卫民看望爱建老领导王仁中（中） 洪为民（右）、卢卫民看望爱建老领导王光俭（左） 洪为民（右）、卢卫民看望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万国森（中） 每个老领导、老同志都有不同的风格，我与他们本人和家属相处时间长了，也因为家庭出身、生活习惯相仿，大家就比较容易接近，容易熟悉，有些事情比较好沟通，包括到现在还经常与这些年事已高的老同志聊聊天。从他们身上，我深深感受到爱建老一辈爱国建设的情怀，以及他们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可贵品质。 结语 我从1979年起在爱建公司、爱建特种基金会工作了数十年，有幸和老领导、老同志共事，后阶段又比较多地参与老年活动中心为老领导、老同志服务的工作，因此每次老同志相聚或我上门看望老同志，大家都特别亲切。回想当年创业的艰辛和守业的不易，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抓经济效益的同时，认真审视可能出现的风险，把“用好股东每一分钱”的经营理念很好地贯穿到实际工作中去，争取以优良的业绩回报社会和全体股东。我在“爱国建设”的旗帜下，伴随着爱建公司和爱建特种基金会的成长和发展一起走过了不平凡的43年，耳闻目睹了老一辈为创建爱建、发展爱建呕心沥血。他们的精神永远地激励着我，也是我人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爱建特种基金会部分理监事成员及工作人员等合影，前排中为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长范永进，前排右一为洪为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爱建特种基金会已经走过了30周年的不平凡发展历程，也是上海为数不多的5A级基金会，影响久长，任重道远。爱建特种基金会作为爱建公司的主要股东，要关注好爱建公司的发展，了解爱建公司的经营情况。衷心地期盼爱建公司和爱建特种基金会发展得更稳健，实力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