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荣智丰的情形，更像一个小型报告会。

初冬暖阳的一个下午，在爱建金融大厦的会议室，几个角度早已架好摄像机，除了采访者，爱建集团的一些小字辈们也兴冲冲地赶来。荣氏家族被毛泽东评价“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作为荣家第三代传人，如今仍是爱建公司股东的荣智丰前来讲述家族故事和她的人生经历，情同“娘家人”的爱建人自然有着别样的期盼。

荣智丰脸上漾着笑容走进会场，热情地与众人打招呼。一颦一笑间自然流露出优雅豁达，这是一种很纯粹的气息和韵致，有着独特的亲和力。她言简意赅，只讲了半小时，一节课的时间还不到呢。听讲者于是现场提问“挖掘”，荣智丰笑着逐一回答，简洁坦诚中有深邃，低调率真中闪烁着智慧的光华。现场气氛越来越热烈，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快笑声。大家都被她讲述的传奇故事所吸引，被她历经世事变迁、依旧笑看风云的精神所感动，也为这样一个百年家族从“实业救国”到“爱国建设”的深深情怀所感染。

走进爱建，我首先想到是父亲荣鸿仁，对他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说起他，人们更多强调他是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胞弟等“光环”；而在我眼里，他更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仁慈父亲。父亲出生时爷爷荣德生已经51岁了，老人家对这个最小的儿子当然宝贝宠爱。

荣智丰爷爷荣德生

上海解放前夕，父亲上面的六个哥哥、九个姐姐大多都出国了，他与爷爷和长他10岁的四哥荣毅仁决意留在国内。我在美国的第九个姑妈至今还健在，已经一百多岁了。我们这一代有九十九个兄弟姐妹。1986年，邓小平提议组织荣氏亲属来北京团聚，一下子包了两架飞机，浩浩荡荡来了200多个人，在人民大会堂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一个家族的海外亲属接待规格如此之高，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也是荣氏家族的光荣。

在父亲眼里，荣氏家族并非所谓的贵族或是豪门，而是从布衣出身的一个工商业家族。他平时对家族发迹史讲得不多，对自己的工作业绩讲得更少。这次，我还是在爱建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范永进策划编辑的《回眸爱建：“爱国建设”的峥嵘岁月》一书中，读到《荣鸿仁：为荣氏家族添荣光》，对曾担任爱建公司副董事长、代总经理、爱建特种基金会副理事长、名誉副理事长的父亲，有了更多了解。

父亲早年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读书，后受祖父荣德生遭绑架事件影响而远赴美国，相继在威斯康星州爱立司强勃机器厂实习、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学习面粉专科。1948年7月回国后，他辅佐祖父经营荣氏家族企业，担任过面粉厂厂长、申新纱厂总务处长和人事处长、副厂长。在新中国建立后，父亲曾四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多次面聆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诲，深受鼓舞教育。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捐献飞机大炮。在1955年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他支持协助胞兄荣毅仁代表荣氏家族，提出对荣氏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期间，父亲先后担任全国青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等职。

1979年，靖公（刘靖基的尊称）建议将上海工商界落实政策发还的定息、多余的钱款集资组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此时身在澳洲的父亲也积极响应，把落实政策发还的100万元投入作为认款。他对身边朋友说：“我是这样做的，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决定。”朋友们因此也踊跃认款，爱建公司总共集资5700余万元。在爱建公司认款人中，认款100万元以上的仅有3位，香港实业家王宽诚（时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认款200万元，名列第一；父亲和郭志娴（郭氏家族郭琳爽之女）各认款100万元，并列第二。这一年的9月22日，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

荣鸿仁（ 左）与全国政协副主席、爱建公司主要创办人刘靖基（中）、爱建公司首任党组书记杨延修（右）在一起

1988年初，86岁的靖公找我父亲谈，说他年纪大了，希望我父亲能够出任爱建公司总经理。父亲很谦虚，表示工作可以多做点，职务和名誉就不担了。后来市领导也来找父亲谈，说你是做过全国青联副主席的，这副担子一定要挑起来。父亲终于答应了，做了爱建公司副董事长、代总经理。爱建公司当时在香港路59号（上海银行公会的原址）。父亲经常来这里乘坐狭小的电梯上楼办公。他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优势，积极开拓市场。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认款人要求退出，提出退款额为1500万元。当年爱建是认款制，不是股份制，所以称认款人，而不是股东。如果认款人把钱拿回去，公司发展就会受巨大影响。当时事态很严重，靖公、杨公（杨延修的尊称）对此都很焦急。父亲急赴香港筹款，为公司最终筹款1500万元作出了贡献。同时对退款者再三做工作，最后资金稳定了，人心稳定了，公司业务也稳定了。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促使公司转为股份制的原因之一。

在父亲任代总经理期间， 爱建公司着手酝酿实行企业股份制改革，以解决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局限性，扩大资金来源，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公司多次向市领导汇报股份制改制的意向和愿望，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常务副市长黄菊的同意、鼓励和支持，并委派副市长庄晓天具体联系、指导。经过不懈努力，1992年9月22日，爱建公司正式改制为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在爱建公司改制过程中，创立了上海工商界爱国建设特种基金，作为爱建股份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延续工商界“爱国建设”精神。爱建股份公司和爱建特种基金的成立，是爱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父亲平时对职工非常关心，经常到基层去走访，及时解决困难，所以凝聚力很强，大家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平时在家里，他对司机、保姆总是和颜悦色，十分关心。他提出的口号是“我爱爱建，爱建爱我”，并主动捐出10万股爱建股票，设立“我爱爱建基金”。这笔钱通过工会用于奖励优秀员工，救济困难员工。1991年江苏、安徽等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父亲第一时间从澳洲打来电话为灾区捐款，并一再叮嘱不要为此作任何宣传。

尽管晚年体弱多病，父亲仍关注着爱建公司的健康发展。为了让子女们传承接棒，参与发挥作用，父亲将股份转到我们名下，我因此担任爱建公司的董事，后又被聘为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年迈的父亲为此谆谆叮嘱我：做人要低调，做事要兢兢业业，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这也是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

我家三姐妹中，我是长女。我的名字是爷爷荣德生取的，老人家很疼爱我。父亲唯恐优渥的环境会使孩子们变得娇生惯养，所以对我们的教育很严格，把我更当做男孩培养，要我自立自强。虽说家里拥有上海滩上第一辆奔驰轿车，但父亲从不让车接送我们上学。从初一开始，父亲让我在校住读。这样也有了更多课余时间。平时吃完晚饭，我主动在学校食堂帮忙洗碗，被戏称为“洗碗西施”。老师们看我肯干肯吃苦，就经常表扬我。经大队辅导员钱美玲推荐，我在第十二班里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组织。那是1966年3月5日，我一直铭记着这个光荣的日子。几个月后“文革”开始，父母亲都被拉去接受再教育。我这时就硬着头皮把这个家给撑了起来。有一次，几个“革命小将”来抄家，看我戴着团徽，蛮横地说：“你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怎么配戴团徽！”从我衣襟上一把扯去团徽。受此羞辱，我当时难过得眼泪夺眶而出。

左：读书时的荣智丰；右：工作中的荣智丰

1968年11月，我中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第二十一制药厂工作。工人老师傅们对我很热情，钱丽卿师傅更是手把手地教，使我很快掌握了制药的专业知识和独立操作的技术能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因此两次受到厂里奖励，又被推选出席共青团上海市第六、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市委委员。作为全市可教育好子女的榜样，被誉为“小厂飞出金凤凰”。当我又一次得到团徽时，只觉得百感交集，激动得又一次热泪盈眶。1978年，我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当人民广场的光荣廊里贴出我的大照片时，同事们奔走相告，平时沉稳的父亲这时才喜形于色，欣慰得连声称好。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神州大地。在制药厂工作十多年后，为了照顾在澳洲的父母，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1980年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修读工商管理，并就职于澳新银行。经父亲朋友的介绍，我认识了成之德，他后来成了我的先生。因先生的叔叔成思危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等领导职务，人们因此称我俩是门当户对。而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一种缘份。我俩都认为，家庭的显赫与平常，其实只是一种背景或是一种符号，关键是要做好我们自己。

我俩婚后在香港定居。1989年7月，父亲筹办成立的爱建香港公司正式对外营业，为爱建拓展海外业务，赢得良好国际声誉。他来香港平日与我同住，并鼓励我寻找发展机会。1996年11月，我在深圳成立了金盒（亚洲）有限公司，专做钟表、珠宝的包装盒，为GUCCI、TIFFANY、周生生、周大福等各大珠宝品牌提供外包装。就像父亲当年提出“我爱爱建，爱建爱我”，我也提出“我爱金盒，金盒爱我”的企业精神，还谱写了《金盒就是我的家》的厂歌。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工作。盒子是纯手工工艺，单个销售额只有一块几毛钱，但产量非常大，我们每年都有上亿的营业额。经过十几年发展，公司从初创时的50名员工到如今已有2000多名员工，员工们自觉把金盒当成了自己的家，我因此引以为豪。

同样让我引以为豪的，是那些让国人耳熟能详的自主名牌产品。至今还有人包括媒体问我：

当初是怎么想到来投资上海牌手表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民族激情吧。

高安路18弄20号，现在的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是我出生的地方。从小在上海生活成长，使我对上海品牌产生了很深的情结。比如白猫洗衣粉、美加净牙膏、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和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等等。父亲喜欢收藏手表，他送给我的第一块手表，就是上海牌手表，当时是要凭票才能购买的。

我熟悉上海手表厂的前世今生。这家厂建立于1955年，到1958年7月1日，市场就出现排队抢购上海牌手表的盛况。在最火的那几年，平均每四个佩戴手表的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是戴的上海牌。周恩来总理所戴的也是一款A581的上海牌手表，这一型号的手表也因此成为具有收藏价值的经典。

改革开放以后，从各种渠道进来的外国货严重席卷国货市场，曾经红极一时的国产“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等国产品牌都在慢慢退出市场。同样，计划经济下的上海牌手表根本禁不住大量电子表、走私表的冲击，也开始走下坡路。随着工厂改制、工人退休或分流，辉煌多年的手表名牌开始落寞。我为此深感痛惜的同时，心中涌起一种保护国产品牌、重新打响“上海牌”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2003年底，作为香港豪升融资公司董事局主席，我毅然从摩士达钟表公司66%的股权里受让35%的上海牌手表股权，原管理团队的33%股份不变，我们豪升由此成为上海牌手表的第一大股东。一直与各类名表打交道，我知道“上海牌”这三个字的价值所在，也是我这个上海人的情结所系。

我在上海各个旧表店里收购了5000只A581手表，拿到香港复刻了表面和表壳，用原机芯整合成1000只经典怀旧版的上海牌手表，售价2888元。当时这块表在市场露面后，被香港的“老克勒”（指老上海会享受的上流绅士）一抢而光。通过这些方法我将上海牌手表保了下来，并且又萌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我聚焦重点打开上海牌，希望我们上海牌手表可以做成中国自己的奢侈品销往世界各地。

《第一财经周刊》等媒体报道：“荣小姐入股上海表业的时候就是想要借用上海牌打入高端手表市场。上海恒保钟表有限公司是荣智丰入股后和上海表业共同成立的，负责为上海表业加工工艺复杂的陀飞轮。”

陀飞轮机芯被誉为“手表制造技术皇冠上的明珠”，其原理就是把机芯的心脏部件垂直排列以消除地心引力造成的手表计时误差。这种机芯大部分靠手工制作，技术难度非常高，陀飞轮技术诞生两个多世纪来一直由欧洲制表师独掌，同一品牌手表装普通机芯与陀飞轮机芯，价格相差少则十倍，多则百倍。为了上海牌的“陀飞轮”表能站得住，我们定价10万元。一只“陀飞轮”手表，价格通常在1万元到30多万元不等，除了价值不菲的机芯，入面160件零件，都是我们自己制造，这样质量有保障，后来我们又研制出“双陀飞轮”，这种技术底蕴是几代人的努力换来的。

2005年底，为庆祝上海手表问世50周年，我们在人民广场举办了一次大型活动，《解放日报》在《上海牌手表卖出世界名表价》新闻报道中说：

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最近推出10万元一只的上海牌手表，限量发行50只，全部预售一空。上海自主研发“手表制造技术皇冠上的明珠”——裸露在表面上的陀飞轮机芯，使“上海牌”手表这个老品牌再次打响。

《解放日报》同时刊发评论《向世界打响“上海牌”》，其中写道：

上海牌手表的重塑品牌之路，可贵之处在于兼顾高中低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以优良的品质和深厚的品牌号召力，既敲开欧美名表大门，又占据国产机械表50%的市场份额。可以这么说，一个叫得响的品牌，应该也必须广受市场欢迎。

2009年9月，在国庆60周年之际，我们在香港中环举行“上海牌腕表展览会”，展出19枚“上海牌”古董腕表。依然保持低调，“上海牌”却一次次在低调中展现出精湛工艺和超卓技术的奢华，赢得参观者和媒体的赞叹。

我深深认识到，上海牌手表当时之所以能卖出国际顶级名表的“身价”，还供不应求，主要就是靠科技和人才这样的核心竞争力。搞好品牌的关键：一个是科技，一个是人才。培养人才靠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先”，这也是我热心助学、支持育才中学、积极发展民办教育的初衷。

济世办学的精神，为荣氏家族所器重且世代相传。从1906年起，我的祖父荣德生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校等8所小学，1所中等职业学校，1所中学，1所大学和1座藏书近12万卷的图书馆。祖父一生办学，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大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男女并进，成绩斐然，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同时也激励着我们这些荣氏后来者，要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潜心兴学义举。1986年，伯伯荣毅仁代表荣氏家族向江南大学捐赠300万元；2007年，祖父荣德生创办江南大学60周年之际，堂兄荣智健到江南大学参加纪念活动，捐资6000万元，以推动江南大学的高水平建设。

2008年，无锡深化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拟将包括育才中学、外国语中学在内的3家原公有民办学校转制为民办学校。荣家在无锡当地有着捐资助学传统，自然成了当地政府的首选。无锡市有关部门通过渠道来香港找到我，希望我能积极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我欣然接受，积极准备竞标。无锡的朋友介绍说，从2008年6月18日起，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采用招标的方式，择优确定学校的举办者，通过对办学理念、办学方案、办学目的等等一系列的审核，以及各个环节的投票竞争，我算是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顺利接掌无锡育才中学，成为学校的董事长。

育才中学原是无锡市学校管理中心所属的公有民办学校，创建于1998年，有34个班，1500多名学生，140多名教职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育才中学改制时一并接纳原无锡江南中学实验分校的教职工和学生。尽管育才中学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师资，我还是应允了，并明确表态：“投资办学不求回报，只为发扬荣氏家族为家乡教育事业作贡献的传统。”

2008年8月28日，在梅园我祖父荣德生的铜像前，举行了育才中学交接仪式。当地媒体称赞“这意味着无锡市招商引资办教育的全新教育投资方式又迈出了成功的一步”。育才中学的改制成为无锡教育改革中的一件大事，我因此入选了无锡教育“十大年度人物”。

荣誉只是一种激励，我只是想扎扎实实地搞好教育。教育事业承载着中国未来的希望。荣家在教育上历来注重公益性，“爱祖国、爱家乡、爱教育”的家族传统一直深深烙印在我心里。我本人受过国外高等教育，也了解国外教育的优势，有信心有能力办好教育。当年教师节，我写信向全校教师表示节日的祝贺，并设立了“育才教育基金”，同时公开承诺，育才中学虽然改制为民办，但仍将为非营利单位，所有办学积余都将用于教育发展。

在《我是演说家》的一档电视节目里，我看到传梦公益基金创始人孔维，声情并茂地讲述边远山区留守儿童对七彩课堂的渴望，讲述传梦的老师们怎样给孩子们带去生活的希望……我被深深感动的同时，当时就想要帮助传梦，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带着这样的初衷，2016年12月2日下午，我们沃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荣氏教育集团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大剧院联合主办了“传梦·圆梦”的系列公益活动，吸引了包括驻华使节、海外侨胞、社会名流、杰出企业家、演艺明星等各界爱心人士的参与。这项活动在形式上力求改变往日企业支持慈善活动的单调模式，在活动内容、形式和社会资源连结上都力图创新。我中学的老同学、男高音歌唱家别海音也为活动献上《荣耀海上·别有佳音》独唱音乐会，演唱了《今夜无人入眠》《饮酒歌》等名歌金曲。现场慈善拍卖所得102.31万元、爱心捐赠15万元，用于改善边远地区儿童的基础教育状况。我很高兴，做事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我乐意多多投入“传梦·圆梦”这样的公益活动，但生活却让我遭遇了噩梦！

2010年9月，国内有些媒体对同一篇报道制作了不同标题相继转载：《荣智健堂妹遭香港廉政公署调查 涉嫌行贿受贿》《香港廉政公署展开孔雀石行动 拘捕成思危侄子成之德、荣智丰》《中青基业主席及其妻涉嫌贿赂诈骗被调查》……  

报道称：“香港廉政公署根据此前收到的举报，在8月29日展开名为‘孔雀石’的行动，共拘捕了5名人士。除成之德和荣智丰外，还包括两名曾在中青基业负责财务和公司秘书事宜的雇员，以及一名任职于其它公司的财务顾问。根据港交所资料，2007年10月中青基业斥资5350万港元，购买了位于香港湾仔的银基中心17楼，作为集团在香港的主要办公地点。按照当时发出的公告，中青基业称有关物业是向Beauford Limited公司购买；而Beauford Limited公司有可能是有关人士在外成立的，在购入物业后再以较高价格卖给上市公司中青基业，相关人士从中获利，从中赚取差价并实施了分赃。”

因为我们夫妇“系出名门”，又是“涉嫌行贿受贿”，如此“猛料”可谓抓足眼球。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乌云压城城欲催”。

中青基业的前身是从事服装贸易的基业集团，2006年公司实施转型。2007年3月，基业集团通过我先生与内地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设立合营公司中青基业文化，集团随后也更名为“中青基业集团”，我先生成之德出任董事长。

面对不实的指控，我毫不畏惧，坚定的信念让我撑过了48小时的连续审讯，随即被释放。我的先生却负屈含冤，竟被裁定串谋诈骗，五个月的牢狱之灾使他在精神与肉体上都饱受折磨，也因此患上肾病，以后需要进行长期的血透治疗。出狱后虽然恢复自由之身，但冤屈仍未洗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我的先生终日郁郁寡欢，病情急剧恶化，最后因并发症，于2014年冬至在上海长征医院含冤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66岁。

这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如雷轰顶。前一年，父亲的离开已令我悲痛万分；如今先生的突然离世对我又是一重重大打击。我绝不能让他如此不明不白地含冤离去！在磨难痛苦的日子里，我告诫自己：清者自清，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底线，只有腰背挺直了，心灵扛住了，生命才不会倾斜。

先生的叔叔成思危支持我继续上诉，律师也给了我信心，他认为，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收购为关联交易，没有任何隐瞒或失实陈述的问题存在，也就没有构成任何串谋诈骗。我的丈夫完全就是被冤枉的，就算打到英国最高法院也要将这桩冤案平反，一定不能放弃。

煎熬的日子还未过去，生活又给我重创。2015年，心力交瘁的母亲也倏然告别人世。仅仅三年时间，生命中最亲近的三个人竟接二连三地离去，这对我实在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命运在折磨我，也在考验我。我咬紧牙关，既然俯仰无愧天地，就要面对重重磨难，顽强地“熬”下去，我把官司一路打到底。2016年3月21日，终于赢得一纸平反昭雪的判案书，终审法院的五位主审法官一致裁定：

下级法院及控方所采取的各种以期确立CYF（中青基业集团有限公司CY Foundation Group Ltd.）的收购为Highsharp（CYF的一家全资附属公司 Highsharp Investments Ltd.）与成（一名具CYF董事身分的“关联人士”）之间的一项关联交易的处理方式是站不住脚的。于该物业转让予Highsharp时,成在该物业并无实益或财务权益,而有关的上市规则并不能如此扩阔地理解以致视该交易为Highsharp（或CYF） 与成之间的交易（即使据控方案情指CYF乃从SSI获取该物业亦然）。故此并无可依凭的根据以裁定串谋诈骗成立，本院裁定上诉得直。

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也明确做出赞同“得直”的判词。

这里的“得直”是法律术语，含义与“驳回上诉”相对。辞书上的具体解释是：“原审败诉的诉讼当事人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上诉法庭认为原审有误而撤销原审判决，并改判上诉方胜诉。”

正义终于战胜邪恶，事实不容扭曲。这场诉讼赢得最终的胜利非常艰难，并且又是在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如同荣氏先辈们历经世间波折却百折不回；如同我的祖父遭遇绑架仍顽强面对；如同我的父母亲携手扛过战争、“文革”等艰难岁月，我如今也走过人生的最大煎熬，终于可以用这纸判案书迎来雨后的彩虹，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还他一个清白，这对我们生者亦是最大的慰藉。

目前，我仍在上海沃升等公司任职，投资房地产、生物基因、餐饮、文化等事业。我时常在回味爷爷喜欢的那副对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也是我们荣氏后人应该追求的境界。我想起前些年媒体上有篇《“上海牌”手表的真正老板——荣氏女强人》中的一段话：“许多观众每晚都追看香港电视连续剧《岁月风云》，剧中华文翰几兄弟醉心钻研汽车发动机，目标在制造一辆完完全全属于中国人的汽车，为国争光。其实，现在就有个活生生现实版——‘中信泰富’创办人荣智健的堂妹荣智丰，斥资数千万收购有五十年历史的中国本土手表‘上海牌’，研发自家制造的‘陀飞轮’……看来《岁月风云》真实版的荣氏家族，比电视版的华家来得更有情味。”

其实，真没有必要去比较电视剧内容与“真实版”那个“更有情味”。我对《岁月风云》的片名还是挺喜欢的。既然是风云，就不会都是风轻云淡；也会有变幻风云、不测风云。尤其在岁月的风云际会中，个人、家族的命运和风云，更是与时代的风云相互交融翻涌着。在我们家族的理念中，在我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和所经历的人生风云中，有一点是最深刻也是最朴实的，那就是要爱国，要相信一切的成功都是建立在艰苦拼搏之上。回顾荣氏几代风云，无一不是在泥泞中前行，通过重重考验，历经山重水复，迎来柳暗花明的。所以，万水千山总是情，“爱国建设”的岁月风云也是情！

爱建集团第九届董事会成员。左起：段祺华、岳克胜、胡爱军、蒋海龙、王均金、侯福宁、马金、荣智丰、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