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我知道杨延修的大名，一则是我对上海地下党历史很有兴趣；二则是我曾在上海纪实频道，看过记者采访老人家的节目，印象深刻；再则我也在原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上海市原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政协原副主席、改革开放后市委统战部首任部长）家人的口中，知道杨延修的名字，他和张承宗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朋友。最重要的是我锦江饭店朋友小叶其父亲叶春年，在十几年前，还送了本《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与绿营联谊社简史》，由杨延修作序，杨延修他的大名如雷贯耳。

当年童子军团长叶春年

我说：“杨老，我看了当年童子军团长叶春年老人送我的《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与绿营联谊社简史》一书，在这本书中，您老作为史料征集组的组长，还为书写了序。从书中，我知道您在1931年参加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童子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著名的：一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组织抗战救护队，救治难民，有4名童子军殉国，名垂千古；二是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阵地，可歌可泣，有11位童子军冒着枪林弹雨送物资，其中最感人的是杨惠敏送国旗的故事，传为佳话。我请教的第一个问题：童子军团立了这么大的功，为什么后来人们谈的比较少；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文革时期所谓的‘三开分子’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老人一一作了解答。

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整装待发，擎旗手为杨延修

老人当时已100岁高龄，根本看不出来这个年纪，依然是那么的干练利索、思路清晰、精神矍铄。谈笑风生间，往事好像就在眼前。说着说着，老人的脸色严肃起来了。他说：“上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热血青年，还没有找到党组织，就加入了童子军，为的是抵抗日本侵略者、救助难民、护送抗日物资，一些热血青年人自发组织起来参加，当时有世界童子军团组织。在抗日战争中的童子军，立了很大的功劳。抗战胜利以后，因为，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了。”我问道：“听叶春年老先生说，蒋家父子还在南京开什么庆祝会，各界人士参加，小蒋还接见童子军代表。”老人点了点头，说：“确有其事，但我们都婉拒了，以受世界童子军团领导为理由没有出席。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童子军就自然解散了。人们不敢谈此话题，因为是左的因素，现在思想开放了，实事求是，童子军在那时候的作用是不能被抹杀的，其中四烈士殉国，四行仓库上国旗高高飘扬，永远将被世人牢记，记录在共和国的史册中……”

杨晓渡（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看望杨延修

我接着问杨老：“在文革中，好多参加过童子军的人被批斗、打倒，被诬陷为‘三开分子’，包括还有地下党的同志遭批斗、游街，也被诬陷是什么‘三开分子’。那时候，社会上吃不开行吗？”老人接着又说：“所谓的‘三开分子’是文革时期，造反派、打砸抢分子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们人头上的一顶帽子。我们那时广大华行在做生意，也有几次惊心动魄事件，我曾和国民党大官、大特务陈果夫，上海社会局长吴开先，还有大亨杜月笙等都打过交道，才得以化险为夷，花钱消灾啊！所以说，吃得开，这都是很正常的，如果吃不开，那我们在当时环境中，怎么能生存，怎么能做生意为党赚钱呢？至于文革中说我们‘三开分子’，这是极左思想，莫须有罪名。不少同志们吃了不少苦。童子军，特别是有的地下党员，都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吃了不少苦。不过现在都纠正了，‘三开分子’的事也烟消云散了，成为历史的笑柄。”老人说着，笑了起来。最初四烈士纪念碑题词是由十九路军长蔡廷锴将军书写：“为国牺牲”，后遭殃被毁。前些年，老人大声呼吁奔走，四烈士墓被安排在青浦福寿园，2009年2月，98岁高龄的老人还赴墓地祭拜，了却了多年的心愿。

杨延修在“四烈士”墓前留念

这时，他们点的菜已上齐，我一看是蟹粉豆腐、干烧茄子，还有特色红烧肉、番茄炒蛋等几个非常简单的家常菜。我又叫厨房间做了一份荠菜肉馅大馄饨送来。老人说：“怎么又来了？”我说：“刚刚做好的馄饨，送给老人家尝尝鲜。按照招待老干部规矩，免服务费，再打折。”“哈哈，我们又搞特殊了？”“我们这个规定是对所有老干部的照顾，这是应该的，没有什么特殊化啊” ……

范永进与杨延修共商书籍出版事宜

感谢爱建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长范永进和他的工作团队，编写了《笑傲特殊战线——“红色商人”杨延修的传奇人生》一书，使我们得以了解杨延修老人的一生经历，和他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感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回忆起和他几次接触的往事，老人那平静、和蔼、亲切的苏北普通话，好像还在我耳边响起，我写下这些文字，也是对老人家的怀念吧！

2013年2月8日，杨延修与爱建特种基金会领导、爱建公司领导在团拜会上合影。左起：周浩奎、杨铨谟、季晓东、王仁中、范永进、杨延修、任文燕、朱德瀛、汪宗熙、杨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