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培，1943年3月出生，浙江镇海籍，是上海市原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政协原副主席、改革开放后市委统战部首任部长张承宗之子。张亚培曾任上海广播器材厂厂长、党委书记。1992年12月至2003年5月，任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市政协第八、九、十届常委，第十届副秘书长。1992年9月至1996年4月，任爱建特种基金会监事，1996年5月至2005年6月任爱建公司董事（2002年6月—2005年6月为执行董事）。其间，张亚培与市工商联原会长、爱建公司初创时期主要领导之一、爱建特种基金会原理事长郭秀珍相处共事，至今印象深刻。

2021年10月18日上午，零陵路上丹桂飘香。在爱建特种基金会会议室，张亚培书记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声音洪亮，他向在座的市工商联老领导、爱建公司和爱建特种基金会领导同仁，讲述了郭秀珍老会长那些年主持市工商联工作的难忘故事。

张亚培与郭秀珍

高风亮节、淡薄名利顾大局

我们习惯亲切地称郭秀珍同志为郭大姐，不仅因为她年长，更因为她平日为人做事爽快干脆，丝毫没有架子，得到了众多同事和工商界人士的尊敬和尊重，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郭大姐是中国铝制品工业创始人郭耕余之女。1947年随父赴香港，上海解放后放弃赴英国深造机会，回沪任我国民族铝制品工业第一家工厂——上海华昌钢精厂经理。1956年公私合营后，她任上海市铝器工业公司副经理。

郭耕余、郭秀珍父女

她早在1962年就开始担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工厂劳动。1978年市工商联恢复活动后，她先后任市工商联副主委、副会长、常务副会长、会长。1979年她参与创建爱建公司，并任常务董事，后任爱建公司监事长、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长。郭大姐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7年她又被增补为市工商联第九届会长，后为第十届名誉会长。在她长期从事副会长一职时，会长刘靖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民建中央顾问，爱建公司与爱建特种基金会主要创办人）因身体原因已住医院。实际上，郭大姐自1992年初就一直主持着工商联日常工作，并主动去华东医院向会长汇报研究工作。郭大姐还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妇联副主任、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

周恩来接见郭秀珍

我在市工商联工作时，办公室与郭大姐办公室相近，交流情况商量工作很方便。1992年，在组织上准备1993年全国和上海两会换届的人事安排时，郭大姐当时担任全国七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她来到我办公室主动提出，孙廷芳先生知识面宽、专业性强，又善于参政议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由他担任更合适，而自己可不再考虑在全国人大安排职务。

在她一再要求下，我向市委统战部汇报了郭大姐的这一想法与建议，市里根据她本人愿望将其推荐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1993年市工商联换届，根据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的换届意见，此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还将同时成立上海市总商会。在召开市工商联换届专题常委会的前一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听取了市委统战部和市工商联党组的汇报。市委认为，成立市总商会是上海的一件大事，涉及方方面面，事关重大，要求换届大会适当推迟。汇报会议结束后，市委统战部陶人观副部长、陈平田和我回到工商联已是晚上七点多，郭大姐和副主委们都没有吃饭，焦急地等着我们。陶人观同志传达了市委的意见，郭大姐稳重平静地说：“市委考虑周到，就这样吧。明天开好常委会，跟大家讲清楚。会议召开时间推迟，准备工作照样做。”她的表态奠定了按市委意见办的基础。第二天常委会上，大家统一认识，支持市委的决定，没有影响换届的各项工作。

1997年，上海市工商联换届，根据章程规定，一大批原工商业者因年龄关系，将从各级工商联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因此，这届工商联换届是一次完成政治交接、新老交替的转型换届。而政治交接的核心是把工商联老一辈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一代一代传下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坚持和发展。从那时开始，市以及区工商联各级班子的主要领导和专职领导不再由原工商业者担任了。

大姐向来对职务看得很淡，对中央和市委的决定总是坚决拥护。尽管她担任会长才半年时间，但在1997年换届时，以郭大姐为代表的老领导，以工商联发展为己任，以大局为重，带头愉快地退出了市区两级领导班子。她这种宽阔的胸襟，感染并带动了不少老同志。我们非常顺利地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交接，没有辜负党中央和市委对市工商联的殷切希望。

1995年在市政协小组讨论会上，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右一）与郭秀珍交谈

建言献策、实地调研显真知

郭大姐身上一直体现着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多年来，她时时把党和国家的事业放在首位，经常说：“作为一名党外人士，首先要做到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其次要发挥自身的特长，多学习，多思考，多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她积极参政议政，热心反映基层问题，通过上门走访、组织调研，将议案、提案和建议通过人大、政协传递给有关部门。

1989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委的她，得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检法》，她事先深入基层，到上海商检局作调查研究。综合各方意见后，郭大姐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商检法》时提出修改意见，得到国家商检总局局长的高度评价和感谢。

1989年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关于禁止生产27种旧型号电度表的补充通知》发出后，同年3月，郭大姐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针对电度表在生产、销售、使用中发生的困难，建议由人大常委会对电度表淘汰更新决定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作专题调查。因为她经过调研发现，新生产的电度表虽有认证证书，但在市场上却无人问津，而原先生产的电度表在市场上虽有需求，但由于无认证证书而无法销售，给商业部门和市场流通造成了困难。当时的机电部办公厅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两次作了函复，并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电度表行业生产、销售、使用的困难得到解决。

1995年，郭大姐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认真执行〈经济合同法〉的若干建议》的提案，针对当时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存在的问题，经过调研，她发现企业之间订立假经济合同、倒卖经济合同，或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非法转让、行贿受贿的现象十分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她还发现经济合同当事人法律意识不强，一旦出现情况，调解和仲裁意识全无，最后损害的是人民银行、专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此，她建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经济合同法，使之认识到实行经济合同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真执行《经济合同法》，在经济往来中重合同、守信用。此外，各企业和其他经济单位要检查本单位签订和履行经济合同的情况，并把这项工作同整顿企业、健全责任制度和提高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建议报刊、出版部门及其他有关宣传部门，要组织好《经济合同法》的宣传，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监督工作，加强《经济合同法》的宣传力度与广度，加强有力措施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等。郭大姐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

贯彻文件精神、做好新时期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大幕，我国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观点的确立，民营经济从被限制、取缔到允许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这一时期，一方面“商品经济”逐步渗入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农村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专业户，民营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同时，在城镇也涌现出一批个体经营者；另一方面，计划体制色彩仍然相当浓厚，观念的束缚也才刚刚松动，在改革的价值取向上仍存在不少顾虑，政策对民营经济的限止仍然很多，甚至有人对个体经营者有偏见。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上海从1988年注册第一家私营企业，到1991年底，上海私营企业户数2283户；投资者3015人、雇工33128人、注册资本金9799万元、年销售收入和产值为3.3139亿元。

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十四大这一历史性突破，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到来。改革的深入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繁荣，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成为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力量。这一时期，民营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一批资产上千万、上亿元的企业蓬勃成长起来，一些集团型的民营企业也开始形成，其组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逐渐提高，民营经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以呈现，在社会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开始得到社会的认同。

到1997年底，上海的私营企业注册户数达9万多户，总资本达600亿元，户均注册资本64.8万元，雇工近47万人；注册资本金321.8亿元；个体私营经济上缴税收25.46亿元，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3.4%；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3.8%。

中央1991年下达的《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发（1991）15号（简称“中央15号文件”），是指导新时期工商联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明确工商联性质和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文件明确规定工商联是党领导下的以统战性为主、兼有经济性、民间性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和纽带，是协助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文件明确工作的主要对象除原工商业者外，主要是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投资企业、部分有代表性的乡镇企业及区属集体企业。文件指出了工商联的主要职能和基本方针。全面正确地学习中央15号文件，完整、准确地理解工商联的性质，改变工商联的工作方法，探索服务会员的方法是当时的主要任务。

很明显，中央下达的15号文件对工商联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郭大姐和我一致认为，学习好并贯彻好这一文件精神，由此推进发展工商联各项工作，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积极探索、推进工作多样化

郭大姐认为，工商联工作的中心在于服务，因此，必须积极有效做好服务工作，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为顺应市场经济，她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不拘一格推荐人才，扶植了一批纳税大户；经常亲自带领部门同志深入企业，讲述老一代工商业者“听、跟、走”的光荣传统，引导大家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拥护党的方针和政策，生产质量好的产品，取信于民，服务社会；调查了解他们经营上的情况和反映他们的需求。同时，积极培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推荐代表人士和安排工商联执委、常委时，既要考虑企业的规模，也要注意产业行业的特点。1993年到1997年，郭大姐带领市工商联补充吸收了一批具有上海特色的上海银行、上海航空公司、豫园商城、杏花楼等的著名企业家为副会长，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崭露头角的本市和江浙来沪的民营企业家为副会长，还安排当时具有带动作用、带动效应的胶州路水产市场和外滩摄影社等个体工商户进执常委，丰富充实了班子结构，使市工商联更具有非公有制经济的代表性。

郭大姐开拓性地为两会推荐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市委、市委统战部统一指导安排下，在她努力下，1993年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推荐安排了5名市政协委员、1名市人大代表，在全国各省市中较为突出。让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知情权、话语权，有代表性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诉求。

郭秀珍（前排右三）、张亚培（前排右二）等参加女企业家沙龙成立大会

在探索商会建设和为会员服务方面，郭大姐积极支持争取市工商联受市委组织部委托管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档案工作，为非公有制企业人士出具证明，用以办理因公出国护照；与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质量监督工作，使非公企业纳入全市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中；为民营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办理技术职称评定；为有特殊贡献的科技人员申领国务院特殊津贴；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出国考察扩大视野，开拓国际市场等等。

上海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在市委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胆探索、大力支持下，市工商联积极努力贯彻中央对工商联工作的重要指示，在特定条件下为非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代表人士服务方面，向全国工商联和各地工商联提供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994年12月，郭秀珍（右二）、张亚培（右一）等出席英国管理会计学会上海联络处签字仪式

牵线搭桥，致力沪台沪港合作与发展

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作访台报告，主席台左起：经叔平、张亚培

1996年12月，担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先生结束访问台湾回北京途经上海，我们有幸请他为我们工商联的同志作了访台报告。报告后，经叔老（经叔平先生的尊称）建议上海工商联可在各地工商联中率先组团出访台湾，尤其带民营企业家一起出访，加强两地的交流合作。这一建议得到郭大姐的首肯。当时我们大家都希望郭大姐带队首访台湾，但大姐却坚持要我带队，我们执意不过。经市委统战部和市台办的批准和同意，由我和副会长蔡体铨带队，成员有上海浦发银行行长裴静之、上海纺织控股集团董事长梅寿椿，民营企业家和集体经济的企业家代表，市委统战部工商经济处处长陈平田、台办经济处处长罗毅、市工商联联络处处长胡志勤等。这是市工商联首次组团访问台湾，也是上海工商经济代表团首次访台，更是民营企业家首次出访台湾。由于当时大陆与台湾尚未正常往来，上海前往台湾必须经香港，从台湾在香港的办事机构处换领赴台的通行证，然后再由香港转机去台湾。

上海市工商联代表团在台湾桃园机场受到热烈欢迎

上海市工商联代表团裴静之（左三）、蔡体铨(左四）、张亚培（右二）、梅寿椿（右一)与台湾邀请方唐会长（右三）等机场合影

1997年3月18日一早代表团就出发，到台北桃园机场已经是半夜了。好在接待方热情友好，让代表团享受贵宾免检待遇，节省了进关手续和时间，并安排了夜宵欢迎我们。代表团在台湾期间拜访了台湾工业总会、台湾商业总会、台湾工商联合会，参观了有关公司和新竹园区。在台期间，代表团中民营企业家和裴静之、梅寿椿等最受大众和媒体记者追捧，当地社团、企业和社会人士都急迫了解大陆和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尤其是民营经济发展，金融及上海与台湾合资办银行，国有企业改制等问题，有时下榻宾馆的房间电话几乎被打爆。在访期间，代表团主动积极宣传介绍大陆及上海改革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积极推进沪台工商界互访，推进海峡两岸“三通”。我们特地拜访了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银行董事长荣鸿庆先生（荣宗敬小儿子，荣毅仁堂弟）亲自主持欢迎仪式，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充满了爱国爱乡爱上海的情怀，体现了加快海峡两岸统一和台湾与大陆“三通”的强烈愿望。

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荣鸿庆主持欢迎仪式

张亚培书记在会上讲话

此次访问之后，上海与台湾，上海工商联与台湾工商社团的交流与互访增多，为两地的企业家创造了合作的机会。随后再组团访台时，我们还特地邀请时任上海航空公司的范鸿喜总经理参团，为推动上海与台湾直航创造条件。由于范总的访问，代表团在台湾受到当地航空公司的热烈欢迎，也享受贵宾待遇，还就直航相关具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上海工商联还为台湾建筑界的叶根林先生与当时的市教委袁采主任牵线搭桥，实现叶先生为报答家乡养育之恩捐建一所中学的愿望，这所中学就是现在坐落于浦东的进才中学。

市工商联访台合影，左起：裴静之、荣鸿庆、梅寿椿、张亚培

另外，郭大姐与香港唐翔千先生共同发起了由上海工商联和香港工业总会、日本大阪工业会组织开展的“沪港阪经济合作与发展研讨会”。每年一次，分别在上海、香港和大阪三地轮流举办，共同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和合作的途径与内容。唐翔千是爱建公司主要创办人唐君远的长子，唐翔千的儿子唐英年曾先后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政务司司长。郭大姐的胞弟郭正达（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之女郭妤浅正是唐英年的妻子。 

沪港阪经济合作与发展研讨会（右一为郭秀珍，发言者为张亚培）

早在1979年春，郭大姐曾随上海工商界访问团访问香港。这是“文革”之后，祖国内地工商界第一次组团出访。出访的代表团由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我的父亲，1947年1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市委书记，为上海的解放和接管作出过重要贡献）任团长，刘靖基为副团长，团员除市委统战部联络处长马韫芳之外，主要都是工商联的老领导，有唐君远、郭秀珍、杨延修、刘念智（民族实业家刘鸿生之子）、陈元钦等。消息传到香港，引起一片惊愕，熟知内情的朋友都不信这些人能顺利出境。因为成员中，有“文革”时被关押、受冲击，或在“反右”中戴过“帽子”，被打进“冷宫”的工商界著名人士。当地亲友，喜从天降；报纸电台，一片惊呼，在香港引起了极大轰动。我觉得完全可以用“震动、震惊、震撼”来形容当时的情境。

在港期间，郭大姐积极向海外工商界人士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宣传祖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在她的积极影响和直接参与下，其弟郭正达先生将香港铝制品厂的全套设备无偿赠送给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还在广东、上海等地合资建厂，为引进先进技术和出口创汇贡献力量。

1979年，上海工商界访港代表团代表合影。前排左起：郭秀珍、刘靖基、张承宗、唐君远、马韫芳，后排左起：丁忱、陈元钦、刘念智、吴志超、杨延修

沪港互动，或者说港沪互动，这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意义在于带动了香港与内地更多区域、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

访港归来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萌发了创办一个经济实体以支持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想法，旨在运用工商界广泛的海外关系，为扩大开放、筑巢引凤，贡献力量。这一想法在当年就催生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以刘靖基、唐君远为代表的海内外工商界人士，响应邓小平同志关于原工商业者“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感召，1000多人共同集资5700余万元，以“爱国建设”为宗旨，创办了这改革开放后的国内第一家民营企业。我父亲亲自为公司定名。

上海工商联是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发起单位法人大股东，郭大姐是爱建公司初创时期主要领导之一。她先后任爱建公司常务董事、监事长，爱建特种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1996年11月，郭秀珍（右二）与张亚培（左一）等合影

管好会办企业、用好互助金

198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工商联办企业的请示报告。市工商联根据报告要求，以促进上海经济发展为目标，发挥原工商业者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优势，自1986年起先后成立市工商联全额投资创办的集体企业——上海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公司初期员工只有20余人，人员是以退休回聘为主。到1993年公司从业人员发展到400余人，人员仍以退休为主。下属独立法人单位有14个，下属独立核算部门有7个，联营体2个。1987至2002年公司累计销售收入10.84亿元，实现利润2659万元，上缴所得税906万元，税后利润1176万元。在郭大姐的领导和关心下，1989年至1998年公司处于鼎盛期，销售收入达8.94亿元。1999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公司逐步面临经营困难。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会办企业起到了特定的作用。

生活中，郭大姐非常关心老会员、老同志和那些曾经为工商联做过工作的老领导老会员的遗孀。逢年过节，住院看病，她亲自和组织走访看望，慰问补助。她代表组织给予关心照顾，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郭大姐对老同志的一份真心。

上海工商联老会员的互助金，郭大姐也倾注了不少心血。上海工商联老会员的互助金基础比较好，有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管理很规范，在全国是颇有名气的。为了维护老会员的利益，保证互助金设立的初衷，在常务副会长郭秀珍主持的市工商联九届七次常委会议上，通过了《上海市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管理办法》《上海市工商界生活互助金实施细则》和《关于九七换届原工商业者退下后有关津贴待遇等问题的若干意见》等3个文件，将互助金的管理用“意见”和“规定”的形式给确定下来，保证互助金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郭大姐在为老领导、老会员、老同志和他们的遗孀等家属操心关爱时，对自己却考虑得很少。她把积蓄都留给了家乡办学，为当地孩子们的学习成长提供资金。她在临终前，特意留言把骨灰撒进大海，可以说是一无所留。

2001年10月，经叔平（前排中）、郭秀珍（前排左三）、任文燕（前排右三）等参加《上海工商社团志》首发式

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回忆郭大姐，我体会自己作为一名党政工作者，遇到她这样有大局观，能够积极配合支持的行政领导，在一起搭班开展各项工作是很有幸的，我十分敬佩她。

郭秀珍同志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风雨同舟，同心同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党的挚友。她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怀有真挚的感情。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支持市工商联党组工作。她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待人宽厚，生活俭朴，热心公益事业和光彩事业，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无私地捐献给社会。郭大姐高尚的道德风范、赤诚奉献、敬业务实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她是一位好大姐，也是一位好领导，更是一位好会长。我们永远怀念她。

爱建特种基金会理事长范永进（中）、副理事长郭大成（左三）与原上海华昌铝制品厂老员工等座谈，共同回忆郭秀珍实业报国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