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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讲堂 | 唐昊:中国公益慈善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来源: | 作者:爱建特种基金会 | 发布时间: 2024-12-24 | 325 次浏览 | 分享到:


导读: 


近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唐昊一篇题为《我们的公益“黄金十年”》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热议(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可阅读该文)


基于此,9月21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秘书处邀请唐昊教授,就“公益的下一个十年”展开了分享。唐昊教授通过回溯2008年至今的公益慈善发展历程和阶段,探究“公益精神”的演变和当前公益慈善面临的新的底层逻辑,并基于当下展望了公益慈善未来十年的机会与挑战、使命与担当。现将本次活动的分享内容整理发布,以飨读者。



*左图为分享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唐昊;右图为主持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吕全斌




1

公益的黄金十年




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期间,公益慈善的发展走过大众化、专业化和生态化这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主题甚至是阶段内每一年的主题,都有所不同。其中2008年到2012年算得上是大众化慈善的阶段。


2008年可以被视为一个慈善井喷的年代,很多人说,这是公益元年。但实际上,这是民间公益的元年。


2009年,民间公益崛起,以微博为代表的传媒力量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间公益的影响力。


2010年,整个公益行业到了一个可以影响全国性事务的数量级。基金会、社会团体和民非组织之间的分工合作开始形成,一个行业链条也出现了。


2011年,很多人都在关注公益行业的崛起,但行业崛起得太快,就容易导致一系列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公信力危机,出问题的有国字头的公益慈善机构,也有民间的公益慈善机构。公信力危机成为了2011年的年度主题。


而在2012年,公益行业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在全社会或者说在大众之中掀起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尤其是各地针对污染企业、污染事件开展的邻避运动,成为了当年最为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讲的双碳和环境污染治理的话题,事实上在十年前已经通过一系列社会运动,得到了民间和政府的关注。


基本上,2008年到2012年可以称得上是大众化慈善的阶段。这五年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公益慈善从一个小圈子活动,变成了社会大众普遍参与的活动。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各行各业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慈善当中。像秘书长、理事长这些在今天看来算是公益职业经理人的群体,在当时许多都是从别的行业“半路出家”过来的——有学机械的,有从商的,有记者,还有从事文学创作的。而这种情况也是大众化慈善的一种具体体现。


而在2013年到2016年期间,公益行业逐渐走向了专业化慈善的阶段。很多业内人士意识到,公益行业应该像其他的行业一样,有自己的技术壁垒,有自己的准入门槛,才能向更专业的方向发展。甚至在这个阶段,许多以公益管理为内容的专业研究机构、教育机构,以及大学公益教育专业也不断涌现。一直到2016年《慈善法》颁布之后,公益慈善不仅被视为一个领域,更被视为是一个专业化的行业领域。


2017年和2018年可以被视为生态化慈善的阶段,就是公益慈善行业和其他行业领域的链接更加紧密和深入了。


2017年,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公益慈善被纳入到社会治理的范畴当中。


2018年,商道与善道成为了非常热门的话题,其中就包括“商业是最大的公益”这种声音,而这恰恰说明商业正在有意识地大规模进入公益行业。在这个阶段,公益在自身的行业链条完整化后,成为了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链条中的一部分。


总体来看,从2008年到2018年的“黄金十年”,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发展。无论是大众化、专业化还是生态化,都有不同的发展路径。这十年期间,公益慈善从国家层面的、体制内的事业变为了带有鲜明社会化色彩的事业,可以说是从公益国家化走向公益社会化的阶段。


公益行业在这十年间的发展结果是清晰可见的,整个行业的发展,包括社会组织的发展都非常迅猛。


2011年,全国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是46.2万家,那个时候平均每个社会组织的就业人数是12.97人,可以得知当时在社会组织就业的人数在600万左右;而2020年,社会组织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将近90万家,单个社会组织的就业人数是11.88人,可以得知2020年社会组织的就业人数在1100万左右。社会组织在就业人数方面,不到十年就形成了规模的倍增。


在新增就业方面,2018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当年全社会的新增就业人数是1361万人,而社会组织的新增就业人数是115万人,几乎达到了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的将近1/10。不过这也是这个数据最辉煌的时期。2020年全社会新增就业人数是1186万,其中社会组织的新增就业人数是24.8万,占比不到3%,和2018年的10%相距甚远,这也是为什么2018年被认为是一个高峰年。




2

公益社会化的今天是怎样的?




尽管公益慈善事业照比十年前,自身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如果从公益行业本身的体量,及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来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占比并不高。马庆钰教授团队完成的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经济价值的统计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社会组织有70万家,它们的经济增加值是2789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37%。不足1%,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组织所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但事实上,社会组织创造的最大价值并非是经济价值,而是社会价值。


在捐赠额方面,我国的社会捐赠总量在2008年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并在2008年到2018年期间始终保持在高位。2007年的社会捐赠总量不到500亿元,2008年猛增到1000亿元以上,这是因为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激发了社会的公益慈善热情。这种慈善热情实际上是保持住了——哪怕在汶川地震发生十年后,社会捐赠总量仍然在1500到1600亿左右,占GDP的比重大约是0.1%(以1600亿捐赠额除以16万亿国内生产总值)。在国内,经济发达地区的捐赠总量更高,比如2020年深圳的慈善捐赠总额占当地GDP的0.4%,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以美国为例,其慈善捐赠总额占到GDP的2.25%——差距还是相当巨大的。


总而言之,经过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时间,公益行业出现了巨大的增长。但无论是行业创造的经济价值,还是社会捐赠的总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数,都远远没有达到预期,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而且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中的发展极不均衡




3

当面临新的公益社会化的

底层逻辑,如何理解和调试?




现在有90多万家社会组织,其中1万多家是公益慈善组织。不难发现,在过去十年高速的社会化发展后,2018年,公益组织的各项数据,包括组织人数的增长、创造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然而,这样高速的社会化发展,在2018年后出现了停滞。因此,我们就需要去适应新的底层逻辑对于公益事业发展来说,不只有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在起作用,其他的逻辑也在发挥各自的作用。




01

国家逻辑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核心逻辑是一切都服务于对权力合法性的追求。基本的国家机构设置、国家权力行使,乃至行政官员的各种行为,都是依据这一核心逻辑进行的。


权力合法性指的是执政阶层取得国家政权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承认。正如卢梭所说,统治者所有权力的行使都依赖于被统治者的服从和认可。所以权力合法性最主要的追求在于取得被统治者的认可,只有这样,权力才能够变成权威。而国家一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对权力合法性的追求。


第一是权力的强制性保障。主要指国家机器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军队、警察、监狱、法院都属于能够保障国家有效运行的国家机器。


第二是魅力型的权力。马克斯·韦伯对权力的分类中,有一类就是魅力型权力。这种权力本质上是被统治者要求统治者实行管理或治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授权,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第三就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宗教和某些意识形态为例,它们赋予了某个特定的团体或政党权力的合法性。


第四是政绩的合法性。假如在统治者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居民安居乐业,那么统治者也具有继续统治和行使权力的合法性。


国家逻辑中,权威是拒绝被分割的。这也是古代社会中,每当出现灾害,皇权或皇权之下的政府官员会冲在最前面的原因。在古代中国,救灾是皇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服从国家救灾的主线,就是国家逻辑。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行政吸纳社会”。实际上,行政不能代替社会做很多事情,也不太可能把社会的功能全部覆盖掉。所谓“行政吸纳社会”其实只是大国家小社会的体现。当然,强国家逻辑,弱社会逻辑,会带来所谓的小社会,即公益慈善行业整体规模偏小,行业内部的联系和横向支持不足,会出现组织数量少、规模小、行政主导色彩浓、政策风险大,以及政策法律漏洞多等情况。


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也许我们习惯了国家退出市场的主导地位,只发挥监管作用,并将市场运行主体的功能赋予企业;同时国家也退出了社会服务的主导地位,把主体功能赋予社会组织。但今天,伴随着逆全球化的出现,国家全面回归,重新回到了它原本的角色。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国家逻辑的回归并不只是中国一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逆全球化的时代,在其他国家,相比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实际上也是在下降。




02

市场逻辑




市场逻辑主要有三个核心。第一是信奉产权私有。第二,行为是利益导向的。所有的市场关系本质都是溢价交易,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收益高于付出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资源才能够“动起来”。第三是去中心化和梦想多元。市场除了溢价交易带来的资本驱动、科技成长带来的技术驱动以外,还有创新的驱动。市场的结构是去中心化的,每个人都有因创新而来带巨大收益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受到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法治体系的保护。


这样的市场逻辑给公益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让公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为有这样一条铁律:经济越发达,公益和慈善也会越发达。在改革开放进行了四十多年,市场体系、市场经济和企业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的情况下,公益行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只有自己的生存问题解决了,人们才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人群身上。


公益本身是谈义还是谈利?很多人说公益谈义,实则不然,“公益”可以被翻译为public good,也就是公共利益——本身还是利益。公益存在双面性,既存在义也存在利。但公益的逻辑和市场的逻辑并不相同,如果公益过分趋向于市场逻辑,一些项目的取向或是公益本身的发展,都会出现偏差。


举个例子,我担任过很多慈善项目大赛的评委,这些经历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十多年里,公益项目的创新性越来越弱。这几年大赛里获得奖项或脱颖而出的项目,大部分都是传统项目,同质化高,很难看到创新项目。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传统项目经受过市场或资助方的检验,能够传承下来。从这里就能看出,在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创新的逻辑与市场需要看到结果才付费的逻辑这两者中,如今的公益行业还是偏向后者。而如果单纯地从市场逻辑来理解公益,就无法激励创新。


市场逻辑虽然对于公益发展来说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且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但是一些市场逻辑不能生搬硬套到公益领域。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之间的区别和落差,一定要得到重视。




03

网络逻辑




公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网络逻辑的影响。假如将2008年至今公益慈善的发展阶段罗列一下,会发现,公益慈善的发展过程和互联网的发展过程是相对应的。大众化慈善的阶段,恰好是PC互联网时代;2013年后则是移动互联的上半场,出现了PC互联网和手机终端平分天下的局面;而生态化慈善形成的阶段,则是移动互联的下半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互联网的终端变为了手机移动互联。


2019年之后,主题变为社会政策引领社会经济。这是深圳从发展中经济体转变为发达经济体的时间点,因此,从前和深圳差不多体量的经济体,极有可能在未来发展到和深圳同一水平。在还没有新冠疫情的时候,可以设想成都、杭州这样的城市很可能在十年之后成为人均3万美元的发达经济体,在这些城市中建设福利社会,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


但2020年出现了新冠疫情,在困境面前,中国人面对汶川地震时所展现的精神再次出现。


到了2021年,国家逻辑开始强势进入,意味着政社关系、社企关系和政经关系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此时,市场逻辑发生了变化,国家逻辑也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重新理解公益慈善事业。


而这个时候,中国正好进入了移动互联的下半场,社会共识出现割裂,人群也不断分化。社会共识割裂的出现并不只是因为互联网这一工具的存在和变化,而是它强化了原本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的分化,形成了虚拟世界中更加强烈的割裂感。




04

文化逻辑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属性,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现实选择。在中国社会就体现为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很多人会提出疑问:中国的传统社会不是官僚等级制的吗?事实上,在官僚等级制下,是一个高度平等而分散的社会结构,即小农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下,70%以上的农民是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这样的社会中,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差距非常小。所以,在小农社会中存在着相对平等的观念。因此,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核心,就是对平等的信奉。小农社会和平等观念的传统,导致公益慈善也必须面对这样的文化逻辑。


为什么当今“妒忌”的观念会大行其道呢?比如企业家做了慈善之后,大家对他的社会要求会更高,也就是俗称的“逼捐”。这是由于自由流动观念的缺位。如果社会中存在上下自由流动的机会,“梦想”就会替代“妒忌”。例如在过去十年里,普通人不会妒忌商业上的成功人士,而是把他们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因为他知道自己有可能通过努力成为成功人士。但如果垂直流动的链条被打断,个人发展的天花板出现,普通人永远也成为不了成功人士,那么他想的就不会是成为成功人士,而是把成功人士拉下来,从而实现相对公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公益慈善就很难开展。我们应该理解这样的文化逻辑。




05

公益自身的逻辑




公益自身的逻辑,是指公益和整个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假如经济停滞、社会结构两极分化,公益也没有办法开展。公益的顺畅运作高度依赖于社会中的基础设施。如果社会分化过大,只会导致仇富心态,公益的参与双方的互动最后变为了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就无法开展公益慈善事业。


当今社会结构出现的变化,导致公益基础设施出现了问题。以美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为例,它在未来几年可能发生滑坡,因为美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原本是一个发达经济体,人均GDP是68,000美元左右,它是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约78%的社会成员都是中产阶级,穷人和富人都占少数。这样,中产阶级就有余力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在美国,甚至有很多公益项目溢出了国界。但现在,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减少到了整个社会人口的35%左右,一半的中产阶级消失,就意味着公益慈善的主力大军少了一半。由此看出,想要让公益行动和公益逻辑成为社会逻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结构的改善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4

公益的未来十年:

钻石时代or黑铁时代?




未来的十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钻石时代——超越黄金时代。无论是公益组织的体量规模,还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都实现快速增长,并且建构起社会的公共生活。另一种是黑铁时代——从黄金时代迅速滑落。2018年曾有一位经济学家提出,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到了退场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担忧:民间公益组织会不会退场?但以上两种极端的可能性都不大可能发生。


对未来的预测可以从三个层面解读:一是趋势,二是势力,三是势能。


首先是趋势。它可以被理解为超出公益行业之外的演进。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趋势是国家逻辑持续强化和市场逻辑持续弱化,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是整个世界共同发生的。在全球化的时代,企业是社会中最核心的力量之一,企业的力量与发展成果在当时非常明显。但是随着全球化逆转,国家回来了,民族国家又成为了时代中心。这种国家的回归必然导致国家逻辑的持续强化。在政社关系、政经关系和社企关系三大关系的变局之中,国家的主导性越来越强。要理解整体的发展趋势,就要充分理解国家逻辑,以及在国家逻辑之下如何寻求应对之法与生存之道。


其次就是势力,指支持行业走势的人群。公益行业依托于中产阶层,对这一人群仍要有信心,他们还在缓慢地成长。现在已经形成高度整合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个体的美好生活不可能单独实现,而要以创造美好社会作为前提条件。因此,美好社会的建设将成为未来的刚需。


最后是势能。在上述的情况下,公益发展的势能仍然存在。公益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这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渴望是一致的。在以往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人们已经知道什么是美好生活,就不可能再回过头去选择那些不美好的生活。基于此,在预测未来的公益行业走势方面,我个人持乐观的态度。


未来,公益行业应该做的是在等待中重建基础设施。如果很多人说现在不是最好的时代,那我就会说,我们总会在生命中等来最好的时代。但我们不能白白等待,要在等待的过程中重建公益基础设施,当好的时代来临时,我们所拥有的、所做的一切配得上这个时代。


这里列举几个方面的具体做法。一是扎根社区,这是重建公共生活最重要的手段。二是观念倡导,以身作则,推广公益精神和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三是机构修炼。相比起商业重企业而轻行业,公益行业却更重行业而少谈机构,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行业的层面,个人做不了太多,因此要在机构层面谈“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四是要构建现代公益的知识体系。本土文化对公益的认知,很大一部分还停留在前现代的水平,所以需要建构现代公益的知识体系,并使它成为常识。最后(第五)就是社会运动。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现实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社会成员的亲身参与。未来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现实生活中,迟早都会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手段,并使观念转化为行动,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就是我们认为的,作为公益人,在现实中我们不能白白等待,而应在大势下可以有选择地重建的公益基础设施。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假如有良好的行业基础设施,我们都会走得更远。




现场问答




Q1:您提到让公益机构去竞争,请问竞争的规则是什么?中国公益机构的竞争规则由谁制定?现在有竞争规则吗?


唐昊:事实上,公益机构之间的竞争,是在公益行业充分发展、行业内部空间穷尽的情况之下,机构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对行业的整合。但从全局来讲,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一阶段,行业的增长空间还很大。即使各家公益机构可能存在已经很成熟的领域,或在部分领域里存在一定的竞争,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我仍然认为,和某些国家高等教育高度发展的路径一样,未来,好的公益机构一定是成长于竞争的。单纯的机构赋能只能强化少数机构,只有在有效的规则下的充分竞争才会产生更优秀的机构,以及全行业水平的提升。而制定规则的不仅是政府,也包括市场参与者和公众,只是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机制来促使良好的、有效的规则出现。


Q2:怎么理解“慈善溶解公益”?为什么用“溶解”这个概念?


唐昊:公益是去解决社会问题,而慈善是从个人的同情心出发,表现为个人试图帮助社会的某些个体或群体。慈善的本意是帮助别人,解决第一层的问题;但公益试图把问题的根源找出来,全面彻底地解决问题。但现实是,如果要全面彻底地解决问题,必然要改变底层架构,这就会涉及一系列公益行业自身无法操作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越试图全方位解决问题,就越力不从心,甚至会影响本业。这就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只停留在浅表层次,只能表达个人的同情心,但久而久之大家会觉得这就是公益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慈善溶解公益”。但是,这只是公益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公益最终还是要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美好社会。


Q3:过去十多年,公益组织除了数量上的变化以外,在社会发展中起了哪些推动作用?有什么独特的价值?而未来所谓“非黄金时代”的十年里,需要回归的初心是什么?什么是真正能在社会上体现的价值?


唐昊:谈到经济价值的时候,我已经通过数字说明,公益慈善机构对经济的贡献不是很多,它们带来的主要是社会价值。所以,当我们提绿色GDP时,公益慈善机构在环保方面的贡献应该也被列入统计当中。如果未来有条件的话,可能会有公益GDP、慈善GDP这样的数据,让公益慈善机构创造的社会价值有更加直观的体现。


过去十几年,公益慈善行业对中国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建构了公共生活体系。以往中国人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和空间都不是很大,大多数公共生活都已经被安排好了,人们无法决定公共生活中的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做生意养家糊口,只能是市民;只有参与到公共生活,才能够成为公民。中国古代缺少的就是公民,这都和小农意识、封闭状态等有关系。公益行业出现后,很多公共问题被发现,当市民有了参与并解决问题的冲动,且存在参与和解决问题的机会时,他们就会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而公益慈善为公共生活确定的一系列伦理准则,迄今仍在奉行。例如对弱者抱以同情,要帮助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获得生存权和发展权;强者具有平等的观念,学会谦卑行事;弱者能够有发展的权利。这也是文明社会的体现。


所以,在重建公共生活和促进社会文明的历程之中,公益组织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直到今天,哪怕社会结构、网络环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仍然有一部分人坚守着文明的理念和底线。这正是重建公共生活的底气所在。如果没有这个底气,未来想要在文明方面取得很大的进步是异想天开。


Q4: 国家层面的一些政策和很多日常说法,都是用“慈善”而不是“公益”。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很难分清两者的区别,导致认知出现一定的偏差。您怎么理解现在的“重慈善、轻公益”?


唐昊:现在相关的法律叫《慈善法》,也有“慈善捐赠”这样的表述,显然大家更容易接受“慈善”这一说法。而“公益”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功能和使命,以及对社会问题更深入的理解。因此,“公益”一词在法律或其他层面使用时,就会更加慎重一些。


“慈善”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所有阶层、机构、个人,对于慈善都不会存在太多的疑问;而“公益”存在很多可以争议的地方。所以,这并不是“重慈善、轻公益”,而是使用最大公约数,减少争议的出现。


Q5:未来十年,您对规模不大的草根公益机构有什么建议?基金会与下游的草根公益组织该如何构建良好的生态?


唐昊:草根公益机构的成长动力或发展韧性,比许多中大型的基金会更强。在统计数据中,寿命在五年以内的公益组织很多,但有的草根机构尽管两三年就消失了,机构内的人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公益机构不像企业——很多企业消失之后是真的消失了——公益机构是很有韧性的。这么多年来,很少看到草根公益机构真正消失,因为人还在。哪怕机构消失了,人可能会到另一家机构或另一个项目,很少完全脱离这个领域。


我非常相信草根机构的韧性,因为驱动他们的力量来自内心的公益精神。而且对比十年前,现在给予草根机构的空间更大,提供的资源更多。我相信草根公益机构未来能够找到生存下去的方法。


第二个问题,如何构建行业生态,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前面提到,大家说到公益总是会说行业而不是自己的机构。建议还是多在机构层面考虑问题,与其从行业中寻找力量和资源,不如在社区中寻找,在服务过程中去寻找,在行动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