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原书名《上海阿宝》， 201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这部以电影手法拍摄的电视剧，凭借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生活的细腻描绘、艺术再现，勾起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经济蓬勃发展、生活蒸蒸日上的美好回忆，从而成为媒体热炒和大众热议的焦点。

本文作者范永进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在上海市外资委、证管办等经济金融部门工作，亲历参与资本市场筹建和早期发展的全过程，这正是电视剧《繁花》所处的重要年代和反映的经济社会背景。特别是1992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个关键年度，中国股市所发生的许多重要大事产生了深远影响，展现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社会风貌，对当下仍有借鉴意义。现将一篇旧作《1992，中国股市奠基与跃进的一年》刊载出来，以飨读者。 

1992年是中国股市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至少十件影响中国股市的大事。这十件大事，或宏观，或微观，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股市持续产生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我作为参与者，有幸亲身经历和感受了这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以后20余年来，又长期从事股市管理工作，深感这一年，堪称中国股市奠基与跃进的一年。 

1991年2月14日，邓小平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右二)向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祝贺新年，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陪同。

在1992年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说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证券市场，一直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的理论禁区也比较多。虽然1984年上海率先推出飞乐音响股票，1986年开办静安股票交易营业部，直至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1991年初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但对于取消还是保留证券市场的争论依然很大。

1990年6、7月间，《人民日报》一篇题为《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内参报送中央领导，反映深圳股票市场炒股狂热达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机关干部、群众不去上班，都去炒股，暴利极高，连香港红灯区的老鸨都不做了，改去深圳炒股。结果有五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作了批示。有的主张，股票这种东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在中国泛滥下去，应该立刻关掉；也有的主张制止不规范的股票集资；有的则平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可见当时对证券的争议之大。 

1992年春节前后，面对当时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发表了对中国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谈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的这番重要谈话，结束了社会主义国家该不该有证券市场的争论，对股份制和证券市场进行了肯定，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的问题。 

这极大地鼓舞了证券界人士的信心，空前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在回忆起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说：“这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命运的谈话，只有亲身经历，才能切身体会。小平南方谈话，最终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命运。我们彻底没有顾虑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干劲更大了。” 

1992年2月，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国家体改委旋即在深圳召开全国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肯定了股份制试点的重要意义，指出“坚决试，不求多，务求好，不能乱”。3月，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股份制改革提出了中央决策性意见：“实行股份制是筹集建设资金和监督企业管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并有利于促进企业机制的转变。要积极进行发行股票和证券交易市场的试点工作，抓紧人员培训，完善规章制度，健全交易秩序，使股份制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20世纪90年代初的股票供应严重不足，投资者对新股的认购异常踊跃。1991年兴业房产发行股票，发行方式为每个居民凭身份证可以领取预约券，然后根据预约券进行编号抽签，这种预约券也是股票认购证的雏形。但投资者认购实在太踊跃，导致偌大的上海江湾体育场挤满了领取预约券的人，最后秩序大乱，在场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察，纷纷后撤，落荒而逃，最终还有人员受伤。此次波折深深触动了管理部门。为了保证安全地发行股票，当时在主管上海证券市场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共同商量决定了30元1份股票认购证的发行方案。

1992年1月13日，管理部门推出了新股发行办法，当年股票发行实行认购证摇号中签购股，认购证每份收费30元，有效期1年，单位和个人均可按规定时间到银行办证。在这个发行办法中，有两点确保了股票的安全发行：第一是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大银行网点随时可以购买；第二是无限量发售，有多少需求就供给多少。这样就避免了类似江湾体育场人潮汹涌的局面，避免了治安上的隐患。

1992年的股票认购证印制精美，封面烫金，封底印着“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字样，内有一式四联的可复写凭证，要求投资者填写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并注明1992年度全年的股票发行就靠认购证，认购证发行所得的资金将全部捐给上海福利事业。从兴业房产股票发行的无成本领取预约券，到30元一份的股票认购证。这种方式吓退了一大批盲目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导致认购证的发行出现了困难，银行除了在柜台网点零售外，还派信贷员到自己对口的工矿企业去推销，即使这样，销售情况仍很冷淡。到2月2日发售结束，共发售1992年上海股票认股证207.6万份，这207万股票认购证成了封闭的摇号范围。原定全年发行10只股票，但由于股份制改革的力度加大，1992年全年发行的股票多达53只。这样中签率将会很高，认购证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在黑市里被狂炒，30元一份的认购证被炒到了600-1000元，当时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门前成为黑市认购证的集散地，每天都聚集着众多的黄牛。从1992年股票认购证发行完毕一直到当年30多只股票发行完毕，认购证的黑市交易始终在进行着。那些最初买了认购证的人，很多一不小心成了百万富翁。

有一位老太太到银行存钱，被工作人员劝说买了200张认购证，结果被家里人责怪，等到认购证发行结束，老太太意外成了百万富婆，老太太的媳妇为了这200张认购证的归属，最后和老太太走向了法庭。类似这种因为股票认购证而产生的悲喜剧，还有很多。

1992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在全国人大七届五次全会上海代表团会议上讲话，批评了上海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我最近研究了下股份制，找了深圳和上海两家证券交易所的理事长和总经理来座谈。我本来认为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建在深圳之前，可能要比深圳的更好，结果得出相反的结论，还是深圳走在前面。”当时朱镕基已经不是上海市市长，而是主管全国经济的副总理，当时相传他在会上发脾气了，要求上海加快股份制工作。 

朱镕基说：“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上海自己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我总结了上海和深圳的股票市场的差距：第一，深圳发行股票是33亿股，现在总市值是100亿元，上海只发行了3.49亿股，与深圳相差10倍。第二，上海上市的公司没有几家是有名的企业。还是1986年搞的那几家公司。第二批上来的有几个像样的了，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嘉丰棉纺厂、凤凰自行车厂等，但经验还没有创造出来。第三，上海的股票价格只有两家公司放开，深圳的股票价格是全放开的。放开就有风险，我们还没有经历过这个风险。第四，深圳的股票经过大起大落，人民群众的风险意识和金融意识得到了锻炼，上海现在还一个劲儿往上升，还没有真正下来过呢，谁知道下来是什么结果啊！听说最近股价稍微下来一点点，马上就有几十个人到市政府上访。这些人还不知道什么叫股票，认为社会主义的股票是只准升、不准降的，风险都在国家，那怎么了得！……深圳股价去年最高的时候超过发行价的120倍，发行的1元钱股票，后来卖到120多元，现在已经下来了。不仅下来了，而且还稳住了，这说明它经过了一次考验，将来还会有多次的考验，上海是一次考验还没有经过，你们会有睡不着觉的时候……所以我个人意见，要让他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限制过多。我不是说你们不要按上级的规定做，我的意见是上级应该让试点的单位大胆地去做，大胆地去闯。束缚过多，就始终建立不起风险意识和市场来。还是要放手一点，让他们去闯。” 

朱镕基对上海证券市场的批评震动了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他们立即着手加快进行相关工作及行动。

被朱镕基批评后，上海明显加快了股票发行的进程。当时中纺机只花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发股票了，招股书也非常简单，在报纸上就半个版面。1992年5月下旬以后，上海以高效率的方式发行了34家公司的股票，并于6月底完成了全部验收交款工作。发行总额达55.98亿元，其中向社会法人招股5.2亿元，向个人招股3.96亿元。7月底发行市场又开始摇号招股，继续发行8亿元的股票。截至年底，包括爱建公司在内共发行新股53只。 

当年一共发了7批，上海南京路上的一大批国企，比如第一百货、华联百货、食品一店、服装一店……都是那时发行股票的。 

这一年，上海还推出了电真空等B股，因为港澳台居民和海外华人都很想买内地的股票，但是没有身份证买不了，另一方面企业也很需要外汇资金，所以就推出了面向境外居民的B股。

中国证监会成立后主要开始推H股，沪深两地搞的B股就基本停下来了。 

当时发行股票的过程中，上海还做了许多创新，我也亲身经历了当时的管理决策过程。当时，中央给了上海4亿元人民币的A股的额度和1亿美元的B股额度。但是当时规定A股和B股不能低于公司总股本的一定比例，当年上海发了53家公司的股票，A股和B股的额度是完全不够用的，所以总股本盘子不能太大。于是，我们变通了一下，对股份做了区分，对于国家股，也就是原来国有企业资产评估后全部折成的股份，一股不按一块钱算，否则整个公司的总股本盘子太大了。我们把一股按净资产数元钱算，这样股份数就小下来了。比如，一家公司资产评估下来是5000万元，国家股就是1000万股，五块钱变成一股，股份就小下来了。外面市场上对个人发行的股票，一种是A股；还有一种是有条件的，需要对境外募资的公司可以发B股，因为额度紧张，一般允许发A股的公司暂时就不允许发B股了。

另外，上海还设计了法人股。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独创，法人股就是由法人单位买的股。当时既要通过股票市场来筹措资金，又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导，所以要国家或者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持有主要股份。A股和B股是个人买的股，和国家股、法人股是相对的。但是当时法人股出来后，一些腐败现象也跟着出现了，买个人股是要认购证的，认购证则是要摇号的。法人股是单位购买的，门槛比个人股低很多，很多股民买不到股票，就出现了一些变相的法人股，以单位的名义买股票，但实际上钱都是个人集资的。当时，主管金融的上海市副市长庄晓天回忆：“我们很担心这个问题，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保持控制权，最终决定法人股不能上市。其实，当时只是一个临时性措施，没想到影响到了股市，甚至影响延续至今。”法人股直到2005年股改后才解决上市流通问题。

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正式营业，上市股票仅有8种，俗称“老八股”（即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小飞乐”）、爱使股份、申华实业、豫园商城、飞乐股份（“大飞乐”）、浙江凤凰），能流通的面值不足8000万元，造成1991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股价空涨。

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早实施的是涨跌停板制度。从1990年12月19日到26日，涨跌停的幅度为5%，由于“老八股”连续涨停，股票供不应求，为控制市场风险，从12月27日起，涨跌停幅度调整为1%；1991年1月7日起上海证券交易所进一步把涨跌停幅度调整为0.5%，并一直实施到1991年4月26日。此后，又恢复1%的涨跌停幅度，直至199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着手放开股价。在实施1%和0.5%涨跌幅的那段时间，上海证券市场交易量极小，有的股票甚至连续几天没有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早期的涨跌停板制度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基本相同，但自1991年下半年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已逐步取消了涨跌停板制度。

1992年3月，朱镕基在厦门召集上海、深圳两地领导人汇报证券市场工作，批评了上海的不足。上海方面很快开始着手解决上海股市发展的问题。其中的重要一步就是放开股价，取消涨跌停板。放开股价的意义在于尊重市场，充分利用市场规律调节市场。

其实，从1992年2月5日起，管理层已经开始逐步放开股价。2月18日，先放开延中实业、大飞乐两家的股价。结果两股价格大幅飙升。延中涨幅达到70%，大飞乐涨幅为46%。4月13日，又放开小飞乐、真空电子、浙江凤凰的股价涨跌幅至5%。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票价格。饱受涨幅控制的上市新股突然爆发，成倍上涨。上证指数从20日的616点涨到21日收市的1265点，涨幅达105%。到5月25日，上证指数已飙升至1420点。上证指数及个股，不论绝对涨幅还是相对涨幅，都创下了股市空前的纪录。

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是做了不少事情的。尉文渊1990年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当时交易所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下面的一个处级单位，尉文渊也自嘲自己是全国最大的处长。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很多具体事情上对交易所的限制比较多，后来经过市里面协商，交易所被划到计划委员会下面，计委管得比较宽松，尉文渊很多事能自作主张了。尉文渊后来回忆：“我花了很长时间做有关部门的工作，但阻力很大。最后迫不得已，我自主作了全面放开股价的决定，经过几个步骤，到1992年5月21日实现全部放开。当时那么做不少人有意见，有些人还提出要撤我的职。我也知道擅自‘闯关’，个人可能要付出代价，在给市领导写信时也坦言准备被‘撤职’。不过这一步总算走出来了。”

此外，在1991年股份制试点范围很小的情况下，上海股市关门练内功，建立以电脑自动交易无纸化中央结算为核心的业务技术体系，这也是尉文渊的功劳。他1990年海外学习考察回来以后要搞无纸化，所以后来1992年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就没有纸质的了，就是在系统里登记一下。我1994年到新加坡学习考察时，他们的股票还是纸质的，1993年到纽约证券交易所考察股票也是纸质的，包括香港也是纸质的。所以尉文渊的做法当时是很超前的，这套体系在全球证券市场上也是相当先进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创新。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建立起来的一套先进业务和技术体系，中国股市要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运行效率和成本都将是很大的问题。

1992年初，上海的证券营业网点只有几十个，而股民却有几十万，股市的火爆导致开市时间几乎所有营业网点都门庭若市，散户们排队挤得浑身湿透也不一定能抢到理想的买卖股票委托。在紧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爱建金融信托公司营业部，许多股民扛着躺椅和被子通宵排队领委托单，原因是营业部太少，交易所席位不足，一个营业部一天只能完成几十笔交易，电话也没有，不得不限量发放委托单，导致很多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散户无法买卖，当股价上涨投资者获利抛售时，众多拥挤在网点大厅里的股民往往抛不出去。按规定一块钱的委托单，黑市卖到200多元一张。许多股民纷纷要求增设证券营业网点。

按照当时的金融规定，金融机构是不可以异地设置机构开展业务的。但上海证券交易所大胆试、大胆闯，开始大规模吸收全国各地的证券经营机构作为会员，大幅增设场内交易席位，从最初25个扩大到1992年底的500多个席位。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92年下半年对证券网点开始给予大力支持，允许外地银行下属的信托公司在上海设立业务部，业务部成为交易所的会员，然后业务部下面可以设一个或多个证券营业部。这样全国股民就可以互相买卖股票，市场被打通了，上海的股市通过外地证券营业部的联接真正成了全国性的市场。

虽然外地证券经营机构可以在上海开设营业部了，但是营业部的设立，需要选址、装修、人员、设备、走程序，要正式开业尚需时日。由于证券营业部不属于证券交易所的管辖范围，一些外地的会员公司把营业部装修好了按规定就是不能开业，要走程序的。交易所和投资者都很着急，于是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一封投资者来信建议，在上海文化广场搞了一个超大型的证券营业部，文化广场当时可以容纳上万人在那里看表演，可以缓解由于证券营业网点不足造成的大量散户挤不进交易跑道的问题。尉文渊对此回忆说：“其实文化广场的超级营业部从6月起到当年12月关闭，是违反规定开设的，那一年我做了不少这一类的违规的事情。”

1992年6月1日，在文化广场的证券营业部第一次开门，当天来了4万人左右，完全出乎交易所意料，文化广场装不下这么多人了。因为安全问题，准备不足，尉文渊不得不宣布临时关闭，弄得上海全市沸沸扬扬。考虑到当时确实有增设证券营业部的现实需要，在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下，6月9日，重新布置安排的文化广场证券营业市场再度开业、恢复交易。数十家证券公司陆续进场，最多时有100余家。各公司一字排开，摆摊设点，每家有两部电话直通交易所。当时文化广场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奇观：股价上涨，广场上一片掌声；股价下跌，广场上一阵叹息。大众的情绪在这个广场上被加倍放大，而在宽敞而开放的场所进行的自由交流，也使广大股民及证券从业人员接受了最直接、最通俗的股票及投资知识普及教育。上海本地早年的相当一大批股民、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从文化广场走出来，经历了文化广场证券大摆摊。开业之初，文化广场只接受卖单委托，主要先解决散户抛单难的问题，直到8月份，才开始受理买单委托。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大摆摊”，一时也大大缓解了当时证券交易网点、设施不足的矛盾。

随着上海更多的证券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文化广场交易点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管理层决定在12月23日后予以撤销，大型集中的散户市场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了百万人抢购新股认购证的风波。1992年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等联合发布1992年度《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社会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消息见报后，马上就有人在一些发售网点排起队伍。各地大量人群涌入深圳。深圳某邮局收到一个重达17.5公斤的包裹，里面竟然是2800张河南洛阳某乡乡民的身份证。而且当时进深圳要有特区通行证，很多人是开不到通行证的，深圳农民早已形成一条龙服务，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从8月7日下午开始，全市300多个发售点前就排起了长龙，排队者不分男女老少、已婚未婚，前胸贴后背地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样才能防止别人插队。8月9日凌晨，数十条长龙出现在深圳街头，少的几百人，多的几万人。尤其是深南路与红岭路交界的十字路口，左边的金融大厦排队人数达5万名，而右边的红岭大厦也有2万人，相隔不远的发展大厦也不低于1.2万人。仅深南路十公里沿线，排队的人就超过了15万，而人数不断增长，远超过官方预计的60万人。

8月9日上午8时，深圳市303个网点同时开始发售抽签表，但怪相频生。有的发售点仅开门营业没多少时间，便宣布抽签表卖光；有的数千人的排队队伍中，只有30多人买到抽签表；还有的发售点刚刚宣布卖完，便有“黄牛”手握数以百计的抽签表登台亮相，以每张500元至800元的高价四处兜售。晚上9时左右，所有的抽签表被宣布售完。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两天两夜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了抽签表。由于缺乏经验、组织工作不严密，再加上利用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和舞弊行为，新中国股市历史上的第一个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当天晚上，大量股民走上街头，打出“反对贪污，要求公开”“反对欺骗，公平惩办营私舞弊者”等横幅，到市政府门前请愿游行。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8月10日晚11时，深圳市市长助理出面，会见请愿者，宣布了市政府的五项通告，决定再增发50万张抽签表以缓解抽签压力，但是人群仍未散去。至12时，警察与示威者开始发生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分子”。8月11日下午2时，新增发的50万张抽签表兑换券开始发售，次日全部售完，秩序良好。当晚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号召市民识大体、顾大局，珍惜深圳特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事件导致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均被调走。市委书记李灏1987年从北京来的，“8·10事件”后调回北京，市长郑良玉则被调往江西。后来，上海市副市长庄晓天到北京开会的时候，朱镕基说：“还是你们办得好。”

深圳“8·10事件”生动地展现出中国早期股市灰色的一面，并直接促成了全国统一的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

在中国证监会成立前，股票市场由中国人民银行归口管理，下设金融机构管理司具体负责。但是当时股份公司的试点是由国家体改委管理，涉及国家计划项目、资金总量的事情则是由国家计委管理。此外，当时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上海、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也都是由地方政府管理，但是股民却是全国的。这样的管理体制容易导致股票市场时而多头管理，时而无人管理的局面。

深圳“8·10事件”的爆发凸显了上述股票监管体制的弊端，由于技术问题没有处理好，结果导致了政治问题，这对中央的震动非常大。事件平息后，国务院决定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1992年10月26日，由13个部委负责人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负责对证券市场日常监管及执行决定的中国证监会成立。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刘鸿儒担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中国证监会的设立参考了香港的模式，即设立一个准政府机构，不属于政府部门，但执行政府职能。这样设计的原因在于证券监管的专业性很强，需要吸收专门人才，待遇要高于一般公务员。如果设立为政府部门的话，无法解决待遇问题。所以，中国证监会至今仍是事业单位。

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标志着在统一监管方面的巨大进步，但成立之初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比如证券经营机构仍归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行政上归地方政府管理，但业务方面归证监会管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下设了办公室，工作和证监会基本重复等。后来这些问题都逐步得到了解决，证券经营机构的管理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由中国证监会统一管理，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与中国证监会合并，办公室也并入中国证监会。

1992年5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放开股价，当天发生了“股市大爆炸”，上证指数从616.64点暴涨至1265.979点，各股平均涨幅达105%，新上市的二纺机等5只股票则分别上涨192%~470%。5月25日，上证指数继续向高峰挺进，指数达到1420.79点。其中豫园商城在5月21日、22日两天内完成了从7000元、8000元到9000元的三级跳，并最终于5月25日达到令人咋舌的10009元，成为一只天价万元股。5月29日，沪市平均市盈率达到疯狂的250.06倍。

物极必反，此后股指一路下滑，熊态初显。8月7日，上证指数跌至1005.95点，险些跌破1000点大关。8月9日周日，《新闻报》刊登了上海市体改委副主任蒋铁柱的讲话：“最近上海15种股票的平均价格是面值的数十倍，若在此时，我们抛售一部分股，就能赚进数十倍的现金，对于平抑目前过高的股价也有积极作用。”8月10日周一，《上海证券报》又刊登了当日将举行第4次认购证摇号的消息。上午开盘后，股价即以排山倒海之势连续三天狂泻，最低跌至580点。

此轮大跌中，一些可以自营的证券机构受令进场托盘，一度起到了一点作用，使股市止跌回稳，但最终无济于事。上海某证券公司顾问后来谈及此事时说：“8月5日左右，就开会通知，机构可以入市，做股票的自营，后来又增加了两家外地公司。但我们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面对这样的市场条件，怎敢冒托盘亏损的风险？8月10日上午，我们证券公司虽然按要求吃进了一点，但根本无济于事。”一位“红马甲”说：“早些时候机构就试图托盘了，但没有成功。这些机构流露出这种想法：与其不死不活托不上去，还不如按市场规律行事，加速股价回复，到它所能承受的支撑点上去。”

当时上海市也采取一些措施即法人股不许上市，新股节奏放慢等等试图救市。当时也是因为股市不好，主管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副行长周芝石还受到人身攻击甚至威胁。《上海证券报》上“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的标语就是那时候由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理事长李祥瑞提出来的。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召开，上海的新闻界评论“上海股市突飞猛进”，一改以往宣称“股市过热”的论调。报纸还称赞华夏、国泰、南方三大证券公司的建立，说这将对股价起到杠杆调节作用，给股民们带来将有托盘资金注入的希望。但反应平平。10月26日，上海参加第4批摇号的7家公司开始办理认购缴款手续，当日股市大跌，个股平均跌幅都在10%，10月27日，股市收于450点，再创新低。至11月13日，上证指数一度跌至393点，创下熊市以来最低点。就在此时，出现了两条利好消息：一是电真空、爱使、申华将拆细为每股面值1元；二是江泽民总书记将在中国证监会主席陪同下来上海考察。上海股市迎来了转机。11月23日，三只将拆细的老股电真空、爱使、申华与新股联农、冰箱压缩上涨，带动股指启动，截至11月30日，上证指数以724点收市，比10月底的507点上涨了42.8%。

回顾1992年的中国股市，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规模化。上市公司的数量、股票的数量、股民的人数、营业部、中介机构的数量都有了大幅的增长，并由上海地方向全国扩展。二是市场化。股价放开就是当时推进市场化的一项重要举措。直到1996年又套上了枷锁，上下涨跌停板幅度10%。三是法制化。当时的证券市场还有很多漏洞，很多制度也是从那时候起逐渐建立起来的。比如，当时证券营业部是可以挪用股民资金的，股市从1500点跌到300多点的时候，很多挪用股民资金的案子爆发出来，也因此抓了很多人，后来才规定了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分离的制度。四是国际化。我们一开始搞B股实际上也就是国际化，H股是1993年以后中国证监会搞的，当时我们做了很多创新。 

1992年的股市发展进程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乃至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的历史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冲破了长达数十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及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吃螃蟹的人”。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敢于改革、敢冒风险的人顶着巨大压力的大胆探索，才有了证券市场绝迹多年后的重新出现，也才有了此后我国证券市场超越常规的发展。

第二，这一年的证券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后来的大发展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借鉴。比如，在法律法规的完善方面、证券监管体制的设计方面、股票发行方式的试验方面、证券交易所规则的制定方面等，这一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为后来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不少鲜活的素材。

第三，股票市场大发展所透露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强决心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给国内民众以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信息。

1992年，是之前中国股市探索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一个总的爆发、奠基和跃进的一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